编者按：2020年1月16日，著名播音员赵忠祥之子赵方表示，父亲赵忠祥于今日7:30分因癌症去世，享年78岁。

对于大多数80、90后而言，赵忠祥在《动物世界》和《人与自然》中那富有磁性的声音，以及充满感染力的台词，镌刻在他们的成长记忆中。

但赵忠祥，他的面孔绝不止于唤起童年记忆，他是数代人对一个时代的回望。从1959年进入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担任播音员伊始，赵忠祥曾千百次将人间奇迹，惊天动地，四海风云向世人传送。

1979年，随邓小平访美期间，美国媒体曾将他与美国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克朗凯特相提并论，称他为“中国的克朗凯特”。

提及此，赵忠祥曾说：“这也没什么，当时克朗凯特在美国家喻户晓，赵忠祥在中国也是家喻户晓。他用英文广播，我用中文广播，我们在不同国家的同样岗位上做着相同的工作而已。”

对赵忠祥而言，这个岗位灿烂而温馨，灿烂是演播室耀眼的灯光，而温馨是直播中的寂静。他自比仅仅是这部传送工具上的一个零件，而他的一切梦幻植根于此。

有媒体曾在一篇题为《赵忠祥的新旧形象》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赵忠祥）在央视40余年，基本上等于这个国家电视台的脸面，几乎所有重大的主持，都无法遗漏他的声和影。如果央视是国家的声音机器，赵忠祥便相当于“国家宣谕使”，他的言行，他的形象，代表央视，也代表国家。”

值此，编者选取赵忠祥《岁月随想》中的部分章节（有删改），以缅怀逝者，以回望时代。

1978年末，赵忠祥接到紧急通知播出叶剑英委员长的《告台湾同胞书》，成为祖国统一大业信号的传递者。

1978年岁末，我正在家中与爱人孩子一起坐在12英寸黑白电视机前看节目。一阵敲门声惊扰了我，宋培福（编者注：时任录音科科长）闯进来，我预感，我期待已久的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他无事不登三宝殿，进门来不及坐下，就催我：“快走，车在楼底下，台里叫你马上去直播一条重要消息。”

我们急速奔赴电视台，一位台领导交给我一份稿件，临近播出时她说：“我们认为你播合适。”

这篇稿子就是1979年元旦《叶剑英委员长告台湾同胞书》，祖国统一大业的信号发出了，我荣幸地承担起了这个信息的传递任务。

我庄重而神圣地走向我阔别了十年的镜头前，充满了信心。

当晚是一组迎接新年的文艺节目压轴，可真正压轴的却是我播送的这条重要新闻。

摄像机的红灯亮了，我把在此之前的一切回顾与思考摒除脑外，沉下心来，庄重而镇静地把稿件的每一个句子以至每一个字通过荧屏传送出去，没有任何差错。播完之后，我悄悄地退出播送室，独自悄悄回家。

我仍会千百次地在我的岗位上把任何人间奇迹，四海风云，惊天动地的业绩向世人传送。而我只是这部传送工具的一个零件，仅此而已，我的一切梦幻植根于此。

从1979年元旦起，中央电视台逐渐恢复了口播新闻，在这半年中所有的口播节目，都由我一个人播出，而且是直播，包括对画面部分的解说也是直播。说老实话，这期间的重要新闻的直播，无论从长度、难度、紧张程度上都远没有早期工作的困难。

至此，我原有的功能全部恢复，全部运转起来了。我满足了，只要让我学以致用，只要交给我力所能及的工作。虽然那会儿，我只有一间16平方米的宿舍，做梦也没敢想过以后会住上三室一厅。我那时月收人56元，也从没有拥有一台20英寸彩电的奢望。唯一的不满足即是我不能施展自己的技能，而这技能又偏偏不能拖延等待，万幸的是我还年轻，命运注定我还可再大干一场。

机会很快就来了。

中美建交的公报是我在去天津的列车广播中听到的，我返回北京时，桌子上放着一封信，是上海的电视台的同行寄来的。

信中说：“一听到中国政府代表团访美，我们这里议论纷纷，同志们猜测中央台谁去转播，猜这个、猜那个，但我心里是希望你，希望这次派你去。”

赴美工作人员名单很快宣布了，有我。同志们告诉我，台长说，赵忠祥去可以顶半个编辑。半个编辑也许并非赞扬之词，但领导肯定了我的能力。

1979年初，37岁的赵忠祥随邓小平访美，期间采访美国总统卡特，成为第一位进入白宫采访美国总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记者。

波音747飞机穿过万里蓝天向美国飞去，凭窗眺望，夕阳余晖照射下的云朵变幻成各种赏心悦目的图景，透过云层隐约可见无言奔涌的大西洋。

世界变小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使人们在十多个小时后便到达了地球的另一面。

一个世界出现在我面前，这是我初出国门，1979年初，37岁。

中美经过30年的隔绝，重建了外交关系，中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访问美国。我担任邓小平同志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随行记者，中央电视台采访小组的成员，通过卫星向国内传送邓小平副总理的访美活动。

中国政府代表团在美访问的8天时间里，我们进行了10场传送播出。美国三大广播公司的同行们和我们一起进行拍摄、录制、传送的工作。

众所周知，美国三大广播公司是各不相让的竞争对手，这次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访问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合作姿态。他们组成了最强的工作班子，负责这次报道的节目制作人拉克先生是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名导播，尼克松与福特总统访华时，他是两次转播工作的负责人，另外两家公司CBS（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ABC（美国广播公司）也都派出高手合作。

日程安排十分紧凑。中央电视台电视报道小组要逐一进行及时报道，在美国的五个城市，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我们从早到晚都在工作，有时一晚上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

电视报道小组先期到达美国时，首先采访了美国总统卡特。

自从我们宣布将采访卡特以后，美国各家新闻单位记者就围上了我，探询我们将要提出的问题希望为他们各自的机构发出引人注目的新闻花絮。我只能回答他们：“我们正在商量。”

“你们可能会提什么问题呢？”他们仍然一个劲地追问。

在国际交往中，中国人一向以真诚著称，我们不会提出让人为难的问题，我们对卡特的采访就是友好的表示。

但美国方面却焦急地催促我们把准备提出的问题尽快交给他们，就在1月的一天上午，我们接到通知：“白宫方面希望在今晚8点以前收到你们要提的问题。”可是，准备提的问题才交给中国驻美使馆请他们审定。

中午，使馆回复说，没有领导你们报道小组的权限，请你们向国内请示。电话又打回北京，……这一夜 ，我们没睡好，白宫也并不平静，电话一个接一个。

最后，白宫方面提出，希望明早8点钟把问题交去，最后又补充一句：“总统说，也可以事先不给问题，当场提问。”其实，他们这么焦急催促，说明美方也十分慎重地对待这次采访。

第二天上午我们来到白宫，准备提的问题也总算定了下来。

当我走进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录像机已经架好，这是一个并不豪华的房间，历届美国总统都在这里办过公。我正打量着这个房间，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走了出来，他原是一位波兰人，很年轻，也很精干。他礼貌地同我打招呼，通知我：“总统推迟一小时来。”我明白，卡特需要时间与助手们商量答词。

白官的秘书小姐们往来穿梭，走路一阵风，快节奏地处理手头的工作，一位小姐请我先到休息厅坐一下。

这里已被记者们挤满了，这次是CCTV独家采录的新闻，其他记者进不了采访现场，但记者们却不肯放过外围活动。我需要静下来休息一会儿，昨夜没睡好。这时，一位黄头发小伙子很体贴地问我，“你紧张吗？”

我笑着摇摇头说：“先生，我曾采访过几十位政界要人，卡特先生是其中之一。”

“请。”正式采访即将开始，我再次进人现场。

这时，卡特总统迈着轻快的步子笑容可掬地走来。他亲切地握住我的手问好，然后，就座随便聊了起来，这正式采访前的随意交谈，如果做成节目应该说会更动人。

采访的时刻终于到了，我稳住内心的激动，庄重地说出了这段开场白：“总统先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电视台记者第一次有机会采访一位美国总统。”采访顺利进行……

结束时，卡特先生擦去额头细密的汗迹。白宫的一位工作人员走上前来表示祝贺，我意识到，这次采访，无论对中央电视台或对我个人都将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经历。

当我们提出继续采访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过贡献的尼克松先生和基辛格先生时，美方仅安排了我与基辛格的会面，却借口找不到尼克松，我们没能见到这位因“水门事件”下台的总统。

拒绝在美国工作的邀请：“我知道，我在美国所以受到热情接待，受到尊重，那是因为我是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随行记者。”

在美国一次动人心弦的采访，发生在华盛顿九龙饭店。

那天，我们预定采访一位来自中国的女经理，无意中却采访了另一位中国姑娘。

我们一进饭店，经理就说：“这儿有一位中国人想见你。”“中国人？”多么亲切，我立刻走了过去，原来是一位华裔姑娘在举行婚礼，这位女子见到我站了起来，她很激动，我向这一对新人祝贺问候，向她说明了我的身份，出于职业习惯，我顺便问她对中美建交以及对邓副总理即将来访有什么感想。

她说：“很好，他为中国人做了许多好事……”忽然，她口吃起来，我以为她太紧张了或许中文已不流利，只见她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她哽咽地说：“我希望中国人同心同力，建设好我们的祖国。”

这时，她无语凝噎，全场肃穆，我的眼睛也模糊了，不禁百感交集。

“我理解您的感情，小姐，我们的国家正在一天天好起来。”

这个场面被摄入了镜头，协助我工作的美国同行编辑鲁克尔先生，他在现场指挥摄影师一刻不停地拍摄，这突发性的采访被编入镜头传回了国内，这是一个事先并未列人计划，却很成功的报道。

我曾出国访问过几个国家和地区，但第一次出国，又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的出国，留在心中的感觉仍是鲜明的。

记得彼时访问美国的最后一站是西雅图，我顺利地完成了最后一次播出。第二天，我们将再取道纽约回国，美国同行为我们饯行，地点在宇宙针塔旋转餐厅。

室内，人影在闪动变幻的灯光下令人目眩，透过窗子，我看到在灯海中的西雅图的美丽夜色。

“您此时心情如何？”一位美国朋友问我。

“您呢？”我反问他，因为我没考虑过心情如何，我正在想着我事业的前景。

白发苍苍的拉克先生说，工作完了，心情愉快，要痛痛快快地玩几天。

我说：“一个人自从脱离了孩提时期甜蜜的蒙昧，我想就不太可能有单纯的快乐。”

人生是短暂的，然而当你一步一步往前走时，又是漫长的。还有那么多的事要做，还有那么多的难点要突破，我从来没有一味的快乐。

一位美国朋友又一次提出要我考虑在美国工作，他说他喜欢我这个人，他可以为我安排。

“谢谢，我已到了故土难离的年龄了。”

我知道，我在美国所以受到热情接待，受到尊重，那是因为我是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随行记者，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老资格的播音员，离开了这个背景，我就难以存在。

编辑：苏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