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星期前,每一个40岁的人都在电视机前坐下来重新观看《卡萨布兰卡》。这不单单是一种怀旧。因为,当《卡萨布兰卡》在美国大学里放映时,20来岁的大学生们也不时报以只有篮球场上才有的那种欢呼喝彩。每一个情节的变化,每一句心爱的台词(例如“你要加倍延长这些可疑人物的滞留时间“,“这是大炮响,还是我的心在跳?“)或者每当鲍嘉说出那句“你温暖着我的心,孩子“时,都会令他们激动不已。同样的情况我在一个意大利的电影俱乐部里也曾看到,到这里来看电影的都是一些年轻人。那么,《卡萨布兰卡》的魅力究竟何在呢?

　　　　这的确是个问题,尤其是因为,按照美学的标准,或者按严格的评论标准来看,《卡萨布兰卡》大概只能算是一部很平常的影片。这部拼凑起来的爱情故事,心理说服力很差,一些场面生硬地堆砌在一起,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只是为了煽情。而且我们知道,为什么这部影片在拍摄现场还在一幕一幕地编凑:导演和编剧班子直到最后也不知道伊尔莎到底会跟维克多走还是跟里克走。也就是说,那些看来似乎是导演深思熟虑的构思,那些以出人意料的突然转折激起观众掌声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些迫不得已的处理方案。然而,这一连串数不清的事件又怎么会构成这样一部影片,直到今天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去看,仍能引起暴风雨般的掌声,而且总能有令人欣喜的意外发现呢?诚然,角色阵容都是些了不起的演员。但这还不够。

　　　　这里有一男一女两个人:男的有些酸腐,女的有些甜腻,两个人都充满浪漫气息。但这样的故事以前也有,甚至更好。《卡萨布兰卡》比不得《关山飞渡》(另一部经常重映的影片)。《关山飞渡》从一切方面来看都称得上是杰作。每一场戏都安排得恰到好处,人物性格的发展有根有据,而故事———这一点决非无关重要———则是来自莫泊桑,至少前一半是。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现在就让我们试着像艾略特读解《哈姆雷特》那样来看看《卡萨布兰卡》。艾略特认为《哈姆雷特》的魅力并不是在于它是一部成功的作品(相反,他认为这是莎士比亚最不成功的作品之一),而是由于完全另外的原因:按艾略特的意见,《哈姆雷特》是许多前人写过的《哈姆雷特》的一个糟糕的混合体。前人写的《哈姆雷特》,有的以复仇为主题(复仇的疯狂性只是一种巧妙手法);有的以母亲的罪孽造成的精神危机和由此引起的心理失衡为主题;也就是说,母亲的罪过越是模糊不清、不能确定,哈姆雷特的心理张力就越强烈。所以,观众和评论界认为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因为有趣而出色,同时也因为出色而有趣。

　　　　《卡萨布兰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同样的情况:作者们拿来一个故事,于是就把什么都往里面塞。要塞东西,他们可是早有一整套百试不爽的货色。如果从这一整套货色中谨小慎微地选择,那么影片可能显得矫揉造作,成为一个平庸的产品,要么是公然哗众取宠的东西。但如果把这一整套东西一点不剩地全用进去,反倒会造出一部令人目眩神迷的、仿佛是才华横溢的作品。

　　　　现在暂且不说影片是怎样拍成的,先让我们看看它里面到底都有些什么。首先,故事发生地点就很有魔力:摩洛哥。异国情调。阿拉伯风格的旋律,随后慢慢演变成《马赛曲》。走进里克的夜总会,我们又听到格什温的音乐。非洲,法国,美国。而在这里演出的是一些永恒的情节套路,一些千百年来固定不变的故事情节。其实,只要一个情节套路就足够编出一个故事。有一个就足够了。譬如:不幸的爱情。或者:英雄救美人。《卡萨布兰卡》却不满足于一个套路,它要把一切都包容进去。这座城市是通往天国乐土途中的车站。然而要继续旅程还需要经受一次考验———等待的考验(影片开头,叙述者的画外音:“他们在卡萨布兰卡等待时机。无尽无休的等待。“)。从等待的地方进入天国乐土需要一个有魔力的钥匙,这就是签证。于是各种喜怒哀乐就围绕着获取这个钥匙而展开。看来,要得到这把钥匙,需要有金钱(金钱多次出现在镜头中,多半是以狂赌即轮盘赌的形式出现),但是后来终于弄清,钥匙的获得只能通过一次牺牲:里克一方面让出了签证,同时也牺牲了自己的愿望。因为这里还有一场不同愿望之间的竞争,其中只有两个愿望得以实现:纯洁的主人公维克多?拉斯洛的愿望和那一对保加利亚年轻夫妻的愿望。谁的愿望是邪恶的,谁就注定失败。于是,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套子:纯洁。邪恶的人到不了天国乐土,而只能消失;但是当他们付出了牺牲,就能重新获得纯洁:这就是赎罪。里克的行为救赎了他自己,也救赎了法国警察局长。原来,天国乐土在这里实际上是两个:一个是美国,但这对于多数人来说是一个错误的目标;另一个则是抵抗运动,也就是神圣的战争。

　　　　维克多离开了这里,而里克和警察局长则留在本地参加了戴高乐的斗争。一再出现的飞机象征着逃亡美国,而仅出现一次的洛林十字徽则带出另一个象征性的姿态,即警察局长在飞机起飞前把一瓶“维希矿泉水“摔在地上。牺牲的主题贯穿整部影片:伊尔莎把自己心爱的男人抛在巴黎,回到负伤的英雄身边,是一种牺牲;年轻的保加利亚女孩决心献出肉体去解救自己的丈夫,也是一种牺牲;维克多宁愿把伊尔莎让给里克,只要她能得到安全,这当然更是一种牺牲。

　　　　在这一大堆不同的牺牲套路中(其间还穿插着里克与黑人多利．威尔逊之间的主仆关系的主题),还包含着不幸的爱情的主题。里克不幸地爱着伊尔莎,但她不可能属于他;伊尔莎不幸地爱着里克,但她却明知她不可能与他一起出走;陷入不幸爱情的维克多明明白白地知道,他实际上没能保住伊尔莎。几个不幸的恋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就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情节纠葛:首先,里克是不幸的,因为他不能理解伊尔莎为什么要回避他;反过来,维克多也是不幸的,因为他不能理解伊尔莎为什么那么倾心于里克;最后,伊尔莎同样是不幸的,因为她不能理解里克为什么要安排她和丈夫一起飞走。这三宗不幸的或曰绝望的爱情构成一个爱情三角关系。然而,如果说,在古典的爱情三角中总有一个受骗的丈夫和圆满的爱情,那么,这里两个男人都是受骗者,都是输家。然而在最高潮的关头,这个输局却因另一附加因素而得到补偿,诚然这个因素十分模糊,几乎无法明确地感受到。这就是隐隐约约地以绝对升华了的形态暗示出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或者说男性式的爱情:我们看到里克极其钦佩维克多,而维克多则朦胧地倾心于里克,在结尾时,两个人仿佛展开了一场自我牺牲的竞赛,极力以自己的牺牲博得对方的赞美。但不管怎样,就像卢梭的《忏悔录》中一样,女人在这里只是两个男人之间的中介。女人不是崇高价值的载体,只有男人才是。

　　　　在这一连串复杂多样的含义背后,还有一些喜剧性的角色,要么是完全正面的,要么是绝对反面的。维克多扮演的是一个双重的角色:在爱情上是模棱两可的,在政治上却是明白无误的———在纳粹恶魔面前,他绝对是一个完美的英雄。“文明战胜野蛮“的主题与另外一些主题交织在一起,既有奥德修斯归来的凄凉悲哀,又有伊利昂战场的威武雄壮。除了这一连串久远的神话故事之外,还可以看到历史性的,或者说郑重其事再现出来的,电影神话。鲍嘉至少体现了其中的三种:他是一个糅和了玩世不恭和潇洒豪迈的双重性格的冒险家,是个情场失意的禁欲者,也是个戒断酒瘾的酒鬼———为了戒酒先得暂时充当一下酒鬼,因为此前他还是失意的禁欲者。英格丽?褒曼则是一个神秘的或曰宿命的女郎。当然还有:“你好,我亲爱的“,“这是咱们的歌“,“在巴黎最后的那一天“,以及美国、非洲、里斯本。里斯本是自由港、出境必经的要津,或者说沙漠边缘的最后堡垒。这里还有外国军团(所有的人国籍不同、经历各异)。最后,还有人来人往的大饭店。里克咖啡馆是个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不祥之地,所以这里也就发生了:爱情、死亡、搜捕、盯梢、赌博、诱惑、音乐,乃至爱国激情(由于影片故事源自舞台剧,也由于拍摄资金所限,遂把许许多多的事件奇妙地集中在一个地点)。这个故事发生地点,既是香港、澳门———狂热的赌窟、小里斯本、间谍的乐园,也是密西西比号游轮。

　　　　但正因为片中包含了所有套路,正因为《卡萨布兰卡》摘引了成千上万部其他影片,正因为每个演员演的是他已经演过无数次的角色,正因为如此,它却使观众得到了一个远远超出它的本文的印象。《卡萨布兰卡》在一股异香的云雾中引出一段又一段情节,让观众一下子就能猜到,但又觉察不到它们是来自别的影片。譬如来自《有的和没有的》。诚然,这部影片是后来拍的,但鲍嘉在那里扮演了一个海明威式的英雄,而在这里鲍嘉就已经运用了许多海明威式的暗示,因为正像片中交代过的,里克是在西班牙作过战的嘛(就像马尔罗曾经支援过中国革命那样)。彼得?洛尔带来了他主演过的弗立茨?朗格影片的气息。扮演德国军官的康拉德?韦特则充满了卡里加里博士实验室的味道。这不是一个心狠手毒的、照章办事的纳粹分子,而是一个夜间来访的魔鬼。总之,《卡萨布兰卡》不是一部,而是许多部影片,是一部电影集锦。它仿佛是纯属偶然的、自然而然构成的———即使不是违拗了创作者的意志,至少也是不依他们的意志、不依演员们的意志拍成的。所以它能打动人———完全与美学理论和电影理论相违拗。因为在这部影片里,就像受地心吸力吸引那么自然地释放出纠葛的影响力,而且来得如此奇突,完全不受艺术的约束。所以我们也就可以认可,那些人物的情绪、他们的道德和良心时刻在发生变化;地下接头者一看见谍影的出现,咳嗽一声就停止交谈;那些轻浮的妓女也会在《马赛曲》声中激动得落泪。当所有的套路不顾一切地冲上舞台时,于是也就达到了荷马史诗般的深度。两个俗套让人感到可笑,一百个俗套却会让人感动。因为我们清楚地听到这些俗套怎样聚在一起切切私语。正如疼痛达到极点就会变成一种快感,反常到了极点就会成为一种神奇的能量,同样,俗不可耐到了极点就会透出伟大崇高。有一种什么东西会出来替导演说话了。这至少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