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看了这部电影，却一直没有写出片言只语，那是因为这部电影实在是太好了，好得令我难以言表。

总的看来，影片在风格化追求上又一次体现了姜文的特色，笼统地说，就是一种戏剧化的张扬。这种张扬很好地贯彻在了叙事和影像两个层面上，使得整部电影在烂片辈出的今天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故事讲述上，影片选取了民国这个独特的历史时期，可谓是慧眼独具的，也许主创人员只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而已。然而，如今看来，民国实际上是一个新旧交替、鱼龙混杂的年代，旧的封建势力还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层面）体制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整个中国处在一个拥有无数种未来发展可能性的重要转折时期，其中某些因素的轻微改动，也许就会成就今日中国的另外一番样貌，这一点正是民国历史广受作家关注的重要原因，因为新旧交替和动荡不安的年代，可以让创作者揉进最多的虚构成分。比如很多人都说，如果护国大将军蔡锷没有英年早逝，那么民主革命就不会走向失败，日本人也不会冒然侵入中国，而如果没有日本人的侵略，那么中国历史必然会被改写，乍一看来，这完全是在瞎扯和意淫，但是仔细一想，这个说法未免没有一定的道理。

　　 言归正传，《让子弹飞》正是一部充满了夸张和虚构的电影，一个叫作张牧之的土匪头子，自称是松坡（即蔡锷）将军麾下的一个手枪队队长，最初他只是想拦路抢劫，带领兄弟们挣点儿钱花，结果却在鹅城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情，以几个人的力量打倒了当地的封建领主黄四郎，初步完成了区域性的民主革命。最终，张牧之完全超越了一个土匪的身份，成了一个地道的革命者，一个为国为民的大英雄，而促成这一转变的激励事件，就是六子的无辜毙命。张牧之在六子的墓碑前说，挣钱对咱算个事儿吗，我要把黄四郎连根拔掉，给我点时间，之后他的思想觉悟和所作所为，完全超越了凡夫俗子，最终完成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壮举，就像当年蔡锷将军率领西南几省的兵力战胜了统领全国的袁世凯一样，演绎出了一段传奇故事。然而仔细考量下来，张牧之的最终胜利有赖于一次巧妙的投机（通过杀掉暴君的替身发动民众闹革命），整个过程也充满了浪漫色彩，换句话说，就是层出不穷的夸张与虚构。

　　 一开始，影片就在视觉上奠定了张扬的基调，被斧头卡住轮子的火车从头顶上越过，溅出的火锅汤水竟然可以被麻匪辨别出来，扔到空中的闹钟竟然可以被子弹击中数次，变成一道绚烂的烟花。黄四郎用望远镜观察新来的县长，张牧之却突然伸出手指，给了他一个下马威，这一情节有如神来之笔，有力地彰显了人物的霸气。至于六子剖腹取凉粉、武状元踢人如足球、众麻匪口哨传讯息、马邦德屁股挂树梢等情节，更是有力地夸张了剧情，让人血脉喷张、颇觉震撼。在表演风格上，葛优、姜文、周润发等人也都体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戏剧式夸张，葛优在刚刚入城的时候，就扯着嗓子高声宣布，县长来了，鹅城太平了，县长来了，青天就有了；姜文在雨夜智斗黄四郎的时候，也是绷着嗓子向对方挑衅，你给我翻译翻译，什么叫做他妈的惊喜，胡万就是麻匪，麻匪就是胡万；而最能体现戏剧化表演风格的，则是剿匪誓师那场戏，几个人踢完正步，对着群众行脱帽礼，然后拿着高音喇叭分别做演说，周润发高声宣布，自宣统皇帝退位以来，鹅城一共来过五十一任县长，他们都是王八蛋、禽兽、畜生、寄生虫，葛优则是高声痛诉自己的悲惨遭遇，你带着老婆出了城，吃着火锅还唱着歌，突然就被麻匪劫了，姜文更是高分贝地吼了一声，出发！而在鼓动民众闹革命的时候，众女人擂鼓高呼，几个麻匪也多次高声呼吁，枪在手，跟我走，表演风格高度夸张和抽象化，令人印象深刻。至于影片的场景和人物造型，更是体现出了戏剧化、抽象化的特色。众女人涂脂抹粉，在城门外擂鼓欢迎新来的县长，我们可以看到，鹅城是被一片水域包围着的，这个奇特的场景令人联想到欧洲的抽象画；县衙门外面，放着一只硕大无比的冤鼓；麻匪们戴着麻将牌面具，打着雨伞从房顶徐徐降落；而在张牧之等人发动民众闹革命的时候，场景变成了一个四合院状的封闭空间，看起来就像一个抽象的戏剧舞台。

　　 正是这种戏剧化的张扬，加上人物十足的幽默感，使影片体现出了贯穿始终的喜剧感。我始终认为，缺乏幽默感的人物无法撑起一部真正的喜剧片，因为真正的喜剧片不仅要有搞笑的情节，还要有搞笑的人物，即丑角。俗言道，无丑不成戏，意思就是，丑角在一部戏里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在这部影片里，几乎每个角色都具有丑角色彩，葛优、周润发、刘嘉玲、姜武、廖凡等人都很好地发挥了自己的喜剧天分，他们丑态频露，嘴里还不断冒出噱头十足的台词，比如做夫妻最要紧的是什么？恩爱，做县长最要紧的是什么？忍耐！步子迈得太大，容易扯着蛋；如果你活着，早晚都会死，如果你死了，你就永远活着；我就是想当县长夫人，谁是县长，我无所谓！兄弟，别客气嘛！他们打我的屁股，就等于打您的脸啊！大哥，你是了解我的，以我的习惯，万事不求人！影片里的姜文也是板着面孔处处造幽默，比如哭也算时间哦，黄四郎脸上写着四吗？我看出来了，你们个个都是身怀绝技啊。总之，影片以紧张的节奏和贯穿始终的幽默感，令观众心花怒放，获得酣畅淋漓的观影快感，有人说，这是一部可以让人憋着尿看完的电影，事实的确如此。

　　 然而，《让子弹飞》绝不仅仅是一部好看的喜剧片，影片在喜剧的璀璨外衣下面，蕴含着耐人寻味的深刻寓意，是一部典型的寓言电影。对于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重要的是讲述历史的年代，而不是历史所讲述的年代，所以，对于这部影片，我们没有必要去计较它是否尊重了民国历史，而是要联系当今的社会现实来解读它。实际上，“鹅城”就是当今社会的缩影，在这里，广大民众只懂得膜拜权力，因为“一上任就有钱”，如今公务员报考人数居高不下，更可怕的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逐渐成了一个特权阶层，权力寻租已然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贫富差距正在拉大，社会不公平现象正在加剧，这就是《让子弹飞》喊出“公平”口号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影片追求公平的宝贵理念，赢得了最广大观众的青睐。从本质上讲，《让子弹飞》是一部现代主义电影，依然在探讨国民现代性（劣根性）的问题，依然在孜孜不倦地进行“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有人会问，我们在民国时期就推翻了封建社会，如今还有必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继续“反封建”吗？答案是非常肯定的，因为在如今的中国，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感受到了国家广电总局的宽容，因为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目中，这是一部很容易被枪毙的影片，至少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一直是这样的，稍稍隐射了当下的社会现实就会被勒令修改，比如滤除敏感词汇、删掉扎眼镜头等等。也正是因为这种潜在的惯例，影片《让子弹飞》的诞生让很多人大跌眼镜，甚至都怀疑广电总局是否对姜文网开一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呢？正是因为这部影片拥有一个寓言化的故事结构，而且处处夹杂着反封建、反专制的双关语。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不公平，人有贵贱之分，某些人拥有平民所没有的特权，封建思想的核心就是特权和专制，而现代思想主要就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科学、理性等一系列全新理念，影片《让子弹飞》里所宣扬的，正是这些现代思想，创作者是想通过张牧之打倒黄四郎的故事，重申这些民国时期就萌生了的全新理念，同时大力批判和革除旧的封建思想。

　　 影片里的“鹅城”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在这里，住满了任人宰割、明哲保身的老百姓，他们膜拜封建皇权，见到县长就下跪，并且口中叫着“青天大老爷”，对此，姜文特意鸣枪警示，起来，不准跪，皇帝都没了，没人值得你们跪，我也不值得你们跪，他还特意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抱负，我来鹅城，只办三件事，那就是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可见，从一开始，影片就扛起了反封建的大旗。影片中的黄四郎，正是雄霸一方的封建领主，他对鹅城的统治根深蒂固，百姓对他百依百顺，敢怒不敢言，唯独土匪张牧之一伙敢于向他发难。张牧之带领众兄弟抢劫火车，主要是为了挣钱，结果遇上了为买官而花光银子的马邦德，一无所获，在枪口的威逼之下，马邦德说出了实情，“上任就有钱”，于是张牧之决定随着他去“鹅城走一趟”。张牧之不想挣穷人的钱，“谁有钱就挣谁的”，他还想“站着把钱给挣了”，因为他“腿脚不利索，跪不下去”，这就显示出了他不与封建官僚同流合污的高洁品质，而在六子无辜毙命之后，他更是改变了挣钱的初衷，发誓要把黄四郎连根拔掉，这实际上是一个反封建的革命宣言。更令人激动的是，他把挣来的钱统统发给穷人，“谁穷，谁就是穷人”，他的定义简单而直接。在与黄四郎作对的过程中，他没有以卵击石搞火拼，而是想方设法发动民众，结果却收效甚微，因为广大民众“谁赢，他们就跟谁”，这正是革命者常常陷入孤立无援境地的原因。好在张牧之实在是聪明，他当众杀掉黄四郎的替身，从而消除了民众的畏惧心理，完成了区域性的民主革命。

　　 影片结尾，众兄弟声称和张牧之在一起，有点儿不轻松，这说明在黄四郎被打倒了以后，张牧之已经变成了“黄四郎”，变成了鹅城新的统治者，当他用一把枪指着别人，另一把枪指着自己的时候，就说明他已经及时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否决了旧势力的特权和专制之后，更要及时地否定自己的特权和专制，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和平等。总之，“鹅城”的百姓，依然是被驯服了的家禽，难以消除膜拜权力的劣根性，也许“康城”才是理想中的国度，而“浦东就是上海，上海就是浦东”这句话，正是对建设现代新社会的一种呼吁吧！（谢开文/上海电影评论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