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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风云激荡中的青春豪情与人生选择

来源:网络整理 时间:2023/5/3 9:19:34 【kenbest】

换一个角度审视过往,《1921》让“历史”焕发出新的光彩和意义。 关于中国共产党筹备与成立的历史,中国许多主旋律影片已经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书写,其中最经典的当属《开天辟地》(1991)和《建党伟业》(2011)。在这两部影片中,创作者以高屋建瓴的视野,浑厚庄严的气度,洞察历史的壮阔,为观众细致深入地...…

换一个角度审视过往,《1921》让“历史”焕发出新的光彩和意义。

关于中国共产党筹备与成立的历史,中国许多主旋律影片已经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书写,其中最经典的当属《开天辟地》(1991)和《建党伟业》(2011)。在这两部影片中,创作者以高屋建瓴的视野,浑厚庄严的气度,洞察历史的壮阔,为观众细致深入地还原那段峥嵘岁月。

在这种背景下,影片《1921》令人期待,又让人忐忑。当“历史”已经因各种挖掘、传播成为“共识”和“常识”,后继者如果没有视点上的创新,内涵上的突破,很容易成为“改头换面”的一次“同义反复”。

面对当时中国复杂动荡的时局,黯淡灰暗的前景,《1921》如何营造这种斑驳的社会氛围,如何刻画参差的时代人心,是一项极为艰巨的艺术挑战。因为,影片并不是一部文献纪录片,而是一部故事片,如何保证史实还原的准确与真实,又兼顾艺术的感染力与思想的冲击力,这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令人欣喜的是,《1921》迎难而上,站在“庆祝建党100周年”这一新的时空交汇点,另辟蹊径,换一个角度审视过往,让“历史”焕发出新的光彩和意义,并让那些如精神路标一般的伟大先烈,在沧海横流中尽显才华之盛、思想之锐、德行之优、追求之卓。

通过大量影像资料和字幕,《1921》在片头复原了当时中国风云激荡、苦难深重而又思想激变的历史情境,并凸显了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困惑、迷茫、抗争与追索。尤其那些参加“五四运动”的年轻人,虽张扬着书生意气和叛逆冲动,但他们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朴素真切的救国抱负,令人动容。可以说,正是青年知识分子身上这种混合了青涩、稚朴,但又执着、坚定的气质,让影片充盈着青春气息,又回荡着古老中国的勃勃生机。

为了彰显气势,《1921》必须采用群像式的人物设置策略,历史风云下的风华正茂的人物悉数出场,表明了影片回到历史现场的努力,创作者不仅让那些在史册中闪光的名字以鲜活的面容再现银幕,还找到了一个恰当的视角来重新回顾那段历史,并融入对历史富于个性和新意的诠释。

《1921》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参与召集与组织会议的李达夫妇的视点出发,来叙述这一“开天辟地”的事件。显然,影片有意识地选择两个亲历者,但又不是聚光灯下的焦点人物,来体现一种历史观照的间离感与穿透力。影片还通过对李达心路历程的勾勒,将个体性的内心成长,汇入时代性的洪流,并以含蓄蕴藉的方式,向观众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衷、意义与目标。

李达对妻子王会悟说,他当年抵制日货时,发现用来点燃日货的火柴,居然是日本生产的,这让他痛苦又尴尬:“偌大一个中国,我们连自己的火种都没有。”在这双关的话语中,我们触摸到李达内心的起伏。

李达在外国语学社教授“阶级斗争”时,他可能已经意识到,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用阶级分析的眼光,用斗争的手段,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去锻造一个新中国。影片中还有一个细节,李达赶到印刷厂,请求工人将“百姓”换成“人民”。他说,“百姓”是一个泛指,而“人民”是主人。此外,与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会面时,当马林让李达提交中国共产党活动的预算报告时,李达非常敏感地拒绝了,他清楚,中国的路,必须自己走,这是路线问题,原则问题。

通过这几个细节,李达思想的发展脉络异常清晰,他知道革命事业必须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作为“火种”去点燃燎原之火,这个组织的依托和力量源泉来自于有主人意识的“人民”;而且,这个组织必须扎根于中国大地,必须针对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独一无二的思考与探索,不能照搬他人的经验,不可能完全听命于外部力量的指挥;这个组织所进行的事业,是为他寓所对面的小女孩所指称的下一代创造美好未来,是为了民族的希望与光明。当李达身上思想的光芒,不断朝着理想的光束挺进、腾跃,它将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星星之火,汇聚成漫天遍野的火海,一个新的中国将在烈火中诞生……

通过描画李达的思想轨迹,影片在纷繁的时代背景和众多的人物中确立了一个标杆和参照系,让李达与其它人物形成彼此映照的关系。

例如,毛泽东看到法租界的法国人庆祝国庆时,在公园里燃放烟花的盛景,他却被阻于公园之外,作为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被驱逐,不由思绪万千,想起自己幼年反抗父亲,青年反抗湖南军阀的一路经历,对于未来的信念更为澄明和坚定。

还有何叔衡,他觉醒的契机,是不满于清朝政府那种封建体系,没有平等、民主可言的秩序,他要创造一个读书人可以“抬头做人”的时代。还有陈独秀,他凭着一腔孤勇去洒呼吁民众觉醒的传单,换来的只是囹圄之苦,还得靠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才得以脱身。于是,陈独秀从俄国革命中意识到,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学理武装头脑,依靠布尔什维克的有力组织,才能真正变革现实。

在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看到了一颗颗热切又真诚的救国之心,他们从自己的亲身遭遇和过往经历中,从对现实的不满中,从单打独斗的自发式反抗中,慢慢找到了思想武器,找到了组织方式。他们将以无以伦比的精神感染力、道德凝聚力和信仰感召力,去唤醒一个沉睡的民族,去彻底改变中国。这样,影片不仅从一种生活化的角度,使观众与人物产生直接联系和情绪共鸣,还成功地为多线并进的情节线索找到了提纲挈领的主线。影片不再是纪实性的历史再现,也不是视野受限的的微观聚焦,而是用首批中国共产党人心境的成长过程作为主线,突出了特殊年代里令人敬仰的“理想”与令人感动的情怀。

影片还通过高贵与卑贱的并置,刻画了时代真实和人性真实,增加了影片的观影愉悦,也思考了人生选择与人生理想等宏大命题。影片中的黄金荣,没有家国观念,没有民族气节,更不忧心中国的未来,他只关心自己如何成为法租界巡捕房第一位华人督察长。黄金荣手下的两位密探,工作卖力,不辞辛劳,看起来也是一种兢兢业业的人生态度。但是,当工作目的不一样,当人生缺乏超拔的信仰引领,同样的努力所达到的人生境界有云泥之别。

陈公博与周佛海虽然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但影片通过几个细节向观众暗示了,这两个人最终一定会与中国共产党渐行渐远,并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因为两人在上海期间,沉浸在个人的小天地,满足于与妻子、情侣的风花雪月与物质享受。

因此,影片的创作目的并不限于艺术性地重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过程,还以草蛇灰线的方式,向观众揭示了当时一些重要人物的不同人生志向,他们对于中国前途与个人命运关系的不同理解,并预示他们在革命低潮之际的人生选择。这样,“历史”在影片中就不是一尊凝固的时间雕塑,而是成为人物“未来”的预演与伏笔,并对“今天”产生深邃的启示和引领意义。

影片在视听语言的处理上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影片开头就是狱中陈独秀的眼睛特写。在这个特写中,我们看到了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求索和困顿。他们被困在一个牢笼中,这个牢笼隐喻了黑暗压抑的社会现实,同时也影射了这些爱国志士寻求救国之路时的挣扎。

表现“五四运动”的场景时,影片将它与巴黎和会的现场进行平行剪辑。对“五四运动”大量使用大远景,用高光和浅色营造一种悲怆和壮烈。巴黎和会因为是内景,色调偏暗,用了大量不规则的构图,暗示那里的扭曲与黑白颠倒。通过这种平行剪辑,观众看到了“公理”和“正义”只是道貌岸然者的伪装和掩饰,中国的出路不可能来自西方列强的垂怜,而是潜藏在中国人充满血性的呐喊和怒吼之中。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由于都是内景,显得逼仄昏暗,但影片借助天台、窗户、灯光,透进了暖意和光明,开阔和澄静。尤其巡捕来搜查时,影片通过天井、楼梯、后门、胡同,交代了石库门建筑的特点,又在人物躲避追捕的过程中,融入了“别有洞天”“曲径通幽”“峰回路转”等意绪,暗示人物在历经艰难磨砺后的豁然开朗,重获新生。

此外,影片也通过法国人在法租界公园的狂欢,年轻的少年刘仁静、邓恩铭、王尽美参观上海“大世界”,以及密探在酒吧、游艺场等地的盯梢与跟踪,两个法租界密探在公共租界被殴打,人力车夫的车牌进不去租界等细节,向观众展示了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以及作为一个半殖民地社会的复杂格局。

中式的石库门和欧式建筑,是当时上海社会独特的建筑风格;中国的土地上,却有无数外国势力成为“国中之国”,是当时上海特定的政治生态。这座光怪陆离的城市,为黄金荣等人攫取个人利益提供了天时地利。但对于毛泽东这样的有志青年来说,这个空间就显得怪诞而错乱,令人涌上深深的屈辱和悲愤之情。

影片还通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尼科尔斯基与法租界密探的斗智斗勇,在影片中融入了动作片的元素。通过日本特高课的大川跟踪日本共产党人以及“一大代表”中的李达,融入了谍战的意味。这些类型元素的加入,有效提升了影片的观赏性,也逼真地再现了当时那种鱼龙混杂、步步惊险的时代氛围。同时,影片对于这些情节的处理比较克制,没有冲淡主线。

《1921》看起来,只是记录了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瞬间,在上海广阔空间里选取了一处普通宅院,但是,在中国的历史坐标中,这个看似普通的时间与空间,将交汇成一个惊天动地的近代史最强音。这个音符,在当时可能只是上海里弄间的一声吆喝,只是一群年轻人热情澎湃的大声呼喊,淹没在密探围捕时的喝斥声中,会遭遇恶势力在志得意满间的一声冷笑,但是,这个音符却蕴积了当时中国最为激越的民族力量,将孕育成击碎旧秩序的一声惊雷。这雷声,必将奏响中国走向美好未来的嘹亮号角,滚滚浪潮,势不可挡。

《1921》的最大亮点,不只是将100年前建党这个雷霆万钧的时刻,以艺术化的方式展现在观众面前,也不只是人物群像的丰富与完整,更关键是,在那种风雨如晦的历史境遇中,展示了不同人物所作出的人生选择。这种选择折射了不同的信念、价值观,最终也将走向不同的人生境界与人生高度。这是历史题材影片与观众完成的最为深切也最为深刻的对话与共鸣。

影片中的毛泽东在27岁时已立下宏愿:为理想奋斗,为真理献身。历经100年的岁月磨练与时光浸润,毛泽东当年的“理想”与“真理”的内涵,在今天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不是说时间在百年长河中凝滞了,而是因为这些“理想”和“真理”,是中国人永恒的不懈追求,是中国不断抵达崭新高度的不竭动力。这时,影片《1921》不仅是对历史的深情回眸,同时也接续了百年前的精神源流:百年前的你们,点燃火种;新时代的我们,共创荣光!

作者:龚金平(文学博士,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复旦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编辑: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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