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冯小刚用一年多的时间，拍摄了根据作家刘震云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改编的电影《一九四二》。看完之后，很多影迷说，这部电影应该叫作《死了》或者叫作《死了的三百万》，因为在电影里，遭遇旱灾的河南难民死亡三百万，整部影片都被“死亡”两个字的阴影笼罩着，但我更愿意将之视为冯小刚对另一种“活着”的有力阐释，一部堪与张艺谋《活着》相媲美的伟大之作。

《一九四二》从开拍到上映，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而完成这部片子，从选中刘震云的小说，到筹拍，冯小刚用了19年。片子在1994年、2000年和2002年三度筹备都未能顺利开机，直到2011年再度筹拍，才得以实施。

其间的困难，在接受采访时，冯小刚用三个“不可能”来形容它的不容易。

第一个“不可能”：《温故一九四二》是一篇调查体小说，没有人物，没有情节，把这样的一篇小说改编成电影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第二个“不可能”：小说里的几条主要线索，灾民、国民党政府、日本人、美国记者、传教士互相不见面，又共同搅和到一场灾荒里，都在利用灾民打自己的算盘。主角之间不见面又发生着关系，这对于一部电影来说，也是不可能成立的。

第三个“不可能”：一个编剧、一个导演，一个公司19年坚持不懈地去做一部电影，不是一气呵成，是喘了几口大气，被泼了19年的冷水，还能矢志不渝，痴心不改，这几乎也是不可能的。

然而，幸运的是，即使在这种举步维艰，如履薄冰且吃力不讨好的情况下，冯小刚还是坚持了下来。他本可以延续以往的喜剧风格，继续炮制出能够赚得盆满钵满的喜剧片，最终，他还是选择跳出商业娱乐带来的利益漩涡，拍摄下了这部严肃而又充满悲剧色彩的影片。

电影开场以一个极其冷静男子的口吻叙述了电影的背景：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与此同时，世界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

干旱，蝗灾，战乱……一开始就奠定了电影的主基调。对于当权者来说，他们以天下为棋盘，以人民为棋子，在政治上纵横捭阖，谋取利益最大化。而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在种种困境中，他们的基本诉求只有两个字：活着。

为了躲避战乱，蝗灾，上千万难民从河南出发，开始逃荒之旅。电影的开始，便以地主范殿元（张国立饰）一家的逃荒为主线，拉开了电影的序幕。

在张艺谋的《活着》里，张艺谋浓墨重彩阐述了福贵（葛优饰）跌宕起伏的一生，从嗜赌如命的地主纨绔，到被骗光家产，沦为穷困潦倒的贫民，再到担起家庭的重担，负重前行，一步步阐释“活着”的要义。

在《一九四二》里，在地主范殿元的身上，观众同样能够感受到命运的无常与戏剧化：范殿元本是河南财力雄厚的大地主，却因为旱灾和蝗灾的突然降临，穷人的反抗而一夜致贫，家园被烧毁，本来只是想着出去避灾，又在突发的战乱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物资，一家人沦为真正的难民，裹挟在难民群众举步维艰，由此可见，财富并非坚固的护身符，在大灾大难面前，财主和长工以一种荒诞的方式走向了地位的平等。

这一点，与《活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电影以两条主线的方式推进剧情，一条是地主范殿元一家的逃荒，而另一条则是各类政治家、记者、传教士等身份的人士，在面对灾荒、战乱时的不同态度。

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当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关键时刻，出现啃树皮、吃黄土，野狗吃人，乃至于卖儿鬻女以换取“活着”的机会时，另一面则是重庆陪都的夜夜笙歌，忙着排练欢迎外宾的盛大场面。灾民在忍饥挨饿，而省长和官员们则有鱼有肉，连“为民请命”的李培基面对官员的谄媚时，也只是一句不咸不淡的“在这种大灾大难面前，这样太过了”。

朱门狗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杜甫式”的反差让人感到了刺骨的深寒。

有一位暴君曾说过：一个人死亡是一出悲剧，一百万人的死亡是一个数据。

天灾人祸中，站在死亡的边缘，最能检视人性的无奈与黑暗。冯小刚克制冷静的镜头下，不乏对当权者的明嘲暗讽。

李培基（李雪健饰）本来前往重庆陪都是为了汇报河南饥荒问题，申请救灾物资，可是在当场听取汇报之后，发现“他们汇报的事情都远比老百姓挨饿要重要”时，戛然而止。比老百姓挨饿受冻“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是丘吉尔的感冒，还是甘地的绝食？

更为讽刺的是委员长（陈道明饰）在得知河南发生饥荒后，“支持”救灾的方式也很特别，是每顿饭减少两个菜！

在国内大公报记者深入灾区，发回报道时，委员长第一反应也不是立即发放物资救济灾民，而是停办大公报，制止舆论扩散。在外国记者白修德将河南灾荒揭露之后，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时，才采取措施，发放了八千万斤粮食。

在粮食被当地官员贪污，甚至用来牟利时，采取杀一儆百的方式镇压，这种看似雷厉风行的果决方式，更像是曹操杀粮官以平民愤时的无力掩饰。

作为国民党军队的代表，在关乎国家存亡，老百姓生死时的态度也与委员长如出一辙：

“饿死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我们就会亡国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也认为：“只有彻底打败日本人，百姓才能丰衣足食。”

自上而下对生命的漠视，更像是一个政治隐喻：一九四二年，国民党选择了放弃人民，而人民也在一九四二年之后选择了放弃国民政府。

战争的基本要素是人，得民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一九四二年，面对灾荒，国民政府选择将上千万灾民这个“烂摊子”甩给了日本人，而日本人反过来利用饥饿的灾民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反扑，从而导致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到此时，已经为国民党最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政治离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太远，他们无法理解政治家、当权者们的“高瞻远瞩”和“开阔视野”，他们只关心政局是否稳定，家丑不可外扬，官场以百姓为刍狗，而老百姓在大灾大难面前，永远只有两个字：活着。

蝼蚁尚且偷生。人类具有动物最基本的求生欲，求生是人的本能。仓廪足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在生存的权力摇摇欲坠时，礼节、尊严统统变得单薄而脆弱。

冯小刚借用瞎鹿（冯远征饰）的一句话道出了普通老百姓内心的愤怒：“打，打，打他娘个屎，知不知道这里正饿死人？”

在灾难面前，吃饱肚子比什么都重要。无关尊严，甚至无关对错。因此，在尚未面临绝境时，到地主家借粮食而被少东家威胁要“睡”她作为交换，花枝（徐帆饰）选择了抵抗，可是，面临饥不果腹，乃至于要面对死亡时，花枝会为了两块饼干而和栓子（张默饰）“睡”。

曾经的地主东家，也会因为要活下去而放下尊严和礼义廉耻，干起了偷外国记者驴子的勾当，会因为无力拯救妻子，而导致妻子活活饿死，甚至会为了养不活年仅17岁的女儿，而让她被卖到烟花之地，供官员们践踏。

人命贱如蝼蚁，以粮食来换算，不过是几斗小米。

当生而不得时，普通老百姓就只剩下深深的绝望与麻木。

在灾难和战乱面前，国民政府不可靠，宗教信仰不可靠，连对上帝充满敬畏和信仰的卫道者安西满（张涵予饰）也会发出这样的灵魂拷问：

“这里发生的事情主知道吗？如果他知道，为什么不做任何事？”，“上帝为什么总斗不过魔鬼？如果斗不过，为什么还要信他！”

这是冯小刚对宗教和信仰的质疑，也是对普通老百姓的悲悯。张国立在受访时说：“冯导不让流泪。他说在苦难的面前，人们已经对这种痛苦和这种分离开始麻木了。”

在谈及创作初衷时，冯小刚曾说：“我们是灾难深重的一个民族，很多灾难都被遗忘了，却没有反省甚至不敢反省，回避提起，这是多么不应该。”

无论是张艺谋的《活着》，还是冯小刚的《一九四二》，都在以冷静的镜头在叙述着死亡，为何还要称之为“活着”？

从生物的属性来看，活着是将基因延续下去。而当人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之后，是为了更好地活下去。

在《活着》里，福贵一家经历了家道中落，到战乱时的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福贵的女儿凤霞因为生病而哑了嗓子，成为哑巴。再到福贵儿子的意外死亡，女儿难产大出血死亡，外孙因为饥饿吃了太多豆子而被噎死……一桩桩，一件件，都将人推向了绝望。但在绝望中，隐忍的血液里又孕育着新的希望。在战乱中，他们希望苟且偷生，在儿子意外被春生的车碾死时，面对春生，福贵一家依然希望他能“好好活下去”，这是人性光辉的一面，它闪闪发光，经久不息。

在《一九四二》里同样如此：老东家带着一家逃难，儿媳怀孕，即使在艰难困苦之下，他依然会为儿媳生下孩子，新生命的诞生而欢欣雀跃，默默祈祷。儿媳和妻子陆续饿死，女儿被卖到青楼之后，他依然不忘带着孙子逃亡陕西，在陕西陷入绝境之后，决定一死了之的他，在看到路旁死了所有亲人的小女孩，毅然决然放弃死亡，而带着小女孩继续前往生的道路……

余华在《活着》里写道：最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来；最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走。

在死亡来临之前，人最大的诉求就是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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