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专题】刘志荣：当代中国新科幻中的人文议题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了当代中国新科幻中涉及的几个人文问题：“民族寓言”的书写、技术主义的“太空政治学”构想及其与“价值和意义”的关系问题、对“技术时代”的暗影的揭示和对之的“迷宫”式表达，以及对生命本质和科学与政治哲学关系的沉思。科技与人文的关系，是科幻写作中永恒的问题，中国新科幻在这两个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而人文营养的汲取及进一步的思考则尚可加强。

　　关键词：中国 新科幻 人文议题

　　近两年来，中国的新科幻小说越来越超出科幻迷的小圈子，而进入到严肃的文学阅读与研究者的视野。[1][1]其中的原因，与中国科幻本身质量的大幅度提高有关系，而从传统文学和人文学的视野看，则会注意到，中国新科幻本身大幅度地涉及到一些永恒的也非常前沿的人文学议题，同时在艺术上也有许多的探索和实验。自从玛丽·雪莱以来，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在科幻小说中几乎成了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而科学的人文后果，在科幻小说的第一代大师，譬如H.G。威尔斯那里，也已经出现了范围广泛和让人难忘的表现，在20世纪中期以后的文学和电影里(譬如小说领域冯尼古特的《五号屠宰场》、电影领域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奥德赛》与塔可夫斯基的《索拉里斯》、《潜行者》等)，科幻越来越讨论一些尖端而深入的人类境遇的问题，本身也越来越成为严肃艺术和实验文学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新科幻出现了哪些新因素？涉及到哪些人文学议题？对其思考与表现又达到了何种深度？有无明显的缺陷与可再进一步的余地？凡此种种，都是摆在评论者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本文将择取在中国富于盛名的三位科幻作家王晋康、刘慈欣、韩松的几部作品，尝试对此进行分析。[1][2]

　　一、民族寓言的叙述

　　我们的讨论可以从一个貌似不那么富有新意的地方开始，那就是：科幻与现实的关系——这个论题似乎不太富有吸引力，却可以给我们的讨论一个冷静和具有重量的压舱物，对于讨论经常会想入非非、飞到太空乃至异度空间的科幻小说来说，这种冷静和具有重量感的现实态度可能尤其必要。

　　一个新来的观察者阅读中国新科幻小说，可能会有些吃惊地立刻注意到中国新科幻与历史和现实的紧密关系，以至于很多新科幻小说，几乎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或富于“现实主义”素质的，尽管其中当然不缺乏科幻小说必不可少的假定性的设置和情境。“现实主义”在这里，首先指的是对于实际发生的历史和现实的关注、批判和反省，中国新科幻被引入严肃文学界时，最初就是这样被推介的。[1][3]这当然出于策略的考虑，却也不乏文本的支撑，事实上，中国新科幻中确实有不少具有历史和现实反思与批判色彩的作品。例如，王晋康的《蚁生》，想象在“文革”的背景下，一个痛恨人类的自私和堕落的“知青”，用从蚂蚁身上提取出的一种激素，喷洒到人身上以产生一个蚂蚁式的“共产主义社会”，可以说为“反乌托邦”的写作提供了一个中国式的范本，其与实际发生过的中国历史的互文性作用，更使得这部作品可以很容易被当作历史寓言来读解。与《蚁生》的历史反思相比，韩松的《我的祖国不做梦》，则直接可以看作是对当下中国现实的特定方面的寓言——在这部令人惊悚的小说中，经常感到疲乏和精力不振的主人公，有一天突然发现一种怪异的现实，在新技术(药品和微波发射)的控制下，整个国家都在夜晚放弃了睡眠，为了某个目的在梦游状态下不倦地工作。[1][4]全国人民都被操纵着放弃了“梦想”的权利，而只有在“梦游”状态“工作”的权利，小说中的某位要人对维护“做梦的权利”的主人公说：“可是，世界上很快就不会有你说的那种地方了。……全世界都要推广梦游，但却有更宏大的目标，不单单是考虑某一国的经济增长了。”

　　熟悉当代西方文论的读者可以立刻从此类写作联想到弗里德里克·詹明信关于“民族寓言”的论述。[1][5]詹明信曾经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都可以作为“民族寓言”来解读，“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驱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1][6]，这种解读用在解读中国新科幻中那些具有历史和现实寓言色彩的作品特别合适。在这类文学中，个人的权利、欲望和生存状态，与整个国家主导性的思想和观念息息相关，以致其间似乎不存在发达资本主义文化在政治与诗学、欲望与权力，总而言之是公众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区分。然而，某种进一步的追问、界定和辨析仍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一类文本讲述了什么样的“民族”？是何种性质的“寓言”？我想指出一个现象：在中国新科幻和其他幻想文本中，“药”都是一个频繁出现的富有意味的象喻，譬如说《蚁生》中的“蚁素”，《我的祖国不做梦》中的“去困灵”和改变人脑状态的社区微波技术——后者也可以看作一种“药”，读者还可以联想到现居北京的香港作家陈冠中的带有一定科幻色彩的政治幻想小说《盛世》中的药品——被相关机构添加在自来水中“第N 代的MDMA”，“温和、不会上瘾、无副作用，服用后心情特好，觉得世界充满爱，想跟人拥抱，向别人倾诉心里话”，从而完全忘记历史上的悲剧事件和现实的阴暗一面，而沉浸在“盛世”的幻觉之中。自卢梭以后，科技发展可能导致悲剧性的人文后果，就成了哲学和社会科学反复不断讨论的主题，而自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及威尔斯的《莫洛医生的岛屿》以后，对生命的控制可能产生的噩梦般的后果便成了科学幻想中不断出现的主题，而从扎米亚京、赫胥黎、奥威尔以来，技术的发展可能导致极端专制的政治社会的出现，则逐步形成了在20世纪人类文化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科幻写作中的“反乌托邦”类型，中国的此类科幻写作可以说为之提供了一些中国式的范本——在此类文化脉络的梳理中，顺便也可以通过溯源的方法指出，用“药品”控制社会此一想象，早已见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的药物“唆麻”，以及一系列的试管培植、制约限定(Conditioning)、催眠暗示、巴甫洛夫条件反射训练法等。新科幻中“药”的想象也可以回到现代中国文学的语境中进行讨论，此一语境中有一系列发达的关于“药”、“病”和“医疗”的隐喻[1][7]，并且，此类隐喻通常都指向精神性的缺陷以及对之的“治疗”，“病”、“药”和“医疗”的隐喻明显指涉向某种特定现代性的思想和现实改造方案。然而，“药”既可有“治疗”的作用，又可有“麻醉”、“上瘾”的作用和误用、滥用，前者如詹明信分析过的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和《药》中暗含的隐喻，后者则如老舍小说《猫城记》中的“迷叶”，然而，相比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中更多偏向于前一类隐喻，当代中国新科幻中的“药”的隐喻含义明显接近于后者，在具体喻指上则显然会使人联想到晚晴到当代中国历史和现实中一系列宏大的现代改造方案，事实上正是对中国现代化前期此类建构理性主义思想和话语的反思——如果说这仍是一种“民族寓言”的话，它们所反思的正是前一个阶段的现代化论述制造的“民族寓言”——可以说是一种关于“民族寓言”的“民族寓言”。

　　对现代化前期的建构理性主义的反思，正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界逐步产生(在当时不无超前性)的反思意识，在反乌托邦想象过去极不发达的中国，新科幻中的此类写作不但有着增添体式的作用，更在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互文性中有着某种思想解放的作用。然而，如果说现代化前期流行的是各种乌托邦的想象，现代化后期则必然流行各种反乌托邦的想象，当代中国新科幻中的这种写作虽然在具体语境中不乏针对性和尖锐性，放在已有很长历史的世界“反乌托邦”想象的背景下，所取得的成绩只能说是中平。不过，中国新科幻中，真正具有实验性质和狂暴想象力的写作，走得远远比此更远，涉及的思想议题也要远为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