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侯杨方

　　提到1942年饥荒时，不能忽略日军侵华的战争大背景：战争使得灾民北、东、南三个方向的逃亡路线受阻；战争使得铁路中断，只余洛阳以西一段，运力不足，救灾物资难以抵达灾区，灾民难以逃亡；战争使得人力、物力匮乏，救济能力下降……这些都是1942年饥荒河南死亡人口远超1920年饥荒的重要原因；有些文章一面有意渲染侵华日军的救灾作用，一面贬低中国政府的救灾努力，却忽略了以上这些因素，严重违背了史实。

　　近代史上的四次大饥荒

　　近来1942年中原饥荒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事件，已经有不少文章从灾荒的原因、救灾的过程、信息的传播、死亡人数等对文学、电影、媒体建构的饥荒事件提出了有力的质疑，本文拟从另一个角度，通过对几次华北、中原地区的大饥荒对比，揭示铁路在救灾过程中的作用以及1942年饥荒为何如此严重。

　　20世纪上半叶，当时中国人生命威胁最大的就是饥荒：1920年华北饥荒造成了50万人的死亡；1928-1930年西北-华北饥荒中又有500万人死于非命；1942年河南饥荒导致200万-300万人的死亡。而在1877—1878年的华北饥荒在短短的两年内造成了1，000万人的死亡。

　　这4次中国近代史上的大饥荒有一个共同点，首要的起因均是干旱。持续的、大面积的干旱造成农作物的歉收甚至绝收，人们在耗尽储藏的食物后，如果不能及时地得到外部的救济，或及时地离开灾区，那么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死路一条，从这个意义上说，造成饥荒的原因除了首要的干旱等自然因素外，社会、政治、经济的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储藏食物的多少，或政府救济能力、效率的强弱、高低，交通便利与否均是决定饥荒危害程度的重要条件，在同样烈度的自然灾害下，这些因素将直接决定在饥荒中死亡人数的多少。

　　丁戊奇荒，灾民坐以待毙

　　如果从这些角度来考察中国近代的1877—1878年（又称丁戊奇荒）与1920年的两次华北饥荒，便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些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在饥荒中不同的作用，及其导致的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两次大饥荒的起因均是极其严重的干旱，它们在波及的范围上基本相当，丁戊奇荒持续的时间较长。

　　1877—1878年，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旱灾造成的严重后果几个月后才为外界所知，政府、私人团体和国际社会无法进行及时的救灾活动，这些遭受旱灾袭击的地区也耗尽了粮食储备，许多人已经在外界援助到来之前死去了。

　　当这一消息终于为外界所知的时候，面临着如此严重的大饥荒，中国政府非常紧张，尽其所能调用了大量的救灾物资准备运往灾区，同时国际上也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是由于当时没有铁路及完善的公路交通，外界的援助难以运达灾区。从每一个可动用的港口都有物资涌向天津，码头上粮食堆积如山，政府仓库全部储满，所有船只都被征往山西省和直隶的河间府运粮。大车小车全部动用，拖沓的中国政府机构紧张到了极点，以应付迫在眉睫的大灾。

　　但是由于当时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华北地区又缺乏便捷的水运系统，所有救灾物资只能依靠人力与畜力运往内地灾区，效率极为低下，不仅无法及时运达，而且大量的物资在运输的过程已被运输它们的人和动物消耗了。沿海港口与仓库中粮食堆积如山，却只能眼睁睁地目睹大批灾民饿死。

　　同样，由于缺乏便捷的交通，灾民们也无法逃离灾区，只能坐以待毙。另外不容忽视的是，当时现代化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在中国尚未建立，由于大批死亡灾民的尸体无法及时掩埋，灾区瘟疫流行，使得许多在饥饿中幸存的人又大批死亡。

　　1920年大饥荒， 铁路创造奇迹

　　与1877—1878年饥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20年饥荒，几乎与前者相同的恶劣气候降临了同样的地区，华北5个省几乎1年时间没有任何降水，号称“四十年未有之奇荒”。与清政府相比，当时北洋政府的救灾决心与能力相形见绌，筹措的被侵吞前的资金也仅及救济1/10的灾民；救济工作主要是依靠华洋义赈总会等非政府组织，但也只救济了七百多万的灾民，占灾民总数不到1/3。因此，华洋义赈总会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其救灾工作的成绩的确很大，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创举，但是从救济灾民的人数讲，1920年饥荒的救灾效果也十分有限。

　　将1920年与1877—1878年饥荒相比，1920年饥荒的死亡人数仅及后者的1/20，这一奇迹的创造者并不是政府与非政府的救济组织，而是铁路这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中国土地上出现的第一条铁路是于1876年12月1日全线建成通车的吴淞铁路。这条全长仅14.5公里的单轨铁路是由英国商人修筑，通车使用后获利甚丰。由于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通车不到一年，吴淞铁路就被中国政府花巨资买下，不是为了经营，而是为了拆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时正值大饥荒，北方的几千万灾民正由于缺乏便捷的交通工具而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中国自行建造并保存至今的铁路是1882年建成的唐胥铁路（唐山至胥各庄），全长仅9.2公里，但从此中国终于跨入了铁路时代。

　　此后，在中国辽阔大地上，清末至民国初年又修筑了开平、关东、中东、南满、胶济、芦汉（后改称京汉）、京张、京绥、关内外（后改称京奉）、正太、沪宁、汴洛、津浦等主要铁路干线，1915年汴洛铁路向东向西延伸至徐州、观音堂（洛阳以西30公里），至此，东北、华北大地上已经形成了铁路网。

　　据内务部赈务处统计，1920年华北饥荒的主要地域集中在京兆区（北京附近）与直隶（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5个省，其中京兆区17县，直隶省86县，河南省77县，山东省21县，山西省64县，陕西省75县。除了人口稀少的陕西省外，其余地区均是铁路网覆盖的地区。

　　这就意味着当灾荒来临时，灾民可以搭乘火车迅速逃离灾区，救灾物资与人员也可以迅速抵达灾区，1877—1878年饥荒时港口堆满粮食却无法将其有效运输到内陆的灾区，1，000万人活活饿死的人间惨剧再也不会重演。当时京汉、津浦、京奉、京绥、陇海等铁路沿线聚集着大量的灾民，“或有意远行，或竟就食，沿途络绎，所至成群”。

　　另外，大批华北的灾民远徙东北，即所谓的“闯关东”，正是在1920—1921年期间，迁入东北的移民先后突破了10万与30万人的大关。这一切，如果没有铁路这一新引进的现代化交通工具，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这就可能意味着此次大灾荒的死亡人数会远远超过50万人。

　　交通闭塞，导致陕、甘大饥荒死亡惨重

　　随后发生的陕西、甘肃两省大饥荒作为又一个反证，证明了铁路在救灾中的作用。1928—1930年，陕西、甘肃两省持续遭受了长达3年的大旱灾袭击，此次旱灾由于持续时间长，并且伴随着传染病的流行，死亡人数远远超过1920年那次旱灾。陕西省在3年的灾荒中，死于饥饿及传染病者高达300万人，甘肃死亡人数也高达250万-300万。

　　陕西、甘肃由于在清末的战乱中损失了大量的人口，因此相对于华北平原来说人烟稀少，但在这次饥荒中死亡人数却如此之多，可见饥荒造成的人口死亡率之高，与1920年华北大饥荒形成了鲜明对比，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时陕西、甘肃由于没有铁路，交通闭塞，灾民难以逃离灾区，只能绝望而盲目地在灾区内流动，救灾物资与人员也无法及时到达。此次饥荒中，由于死亡人口太多，也由于人口在灾区内的流动，导致了瘟疫流行，死的人更多，这也是由于交通闭塞，缺乏医疗卫生方面的援助所致。

　　如果此时陇海铁路已经延伸至西安、兰州（此时只到今三门峡市），此次饥荒造成的人口损失决不会如此惨重；与此同时，铁路纵横的河南、河北也遭受了严重的旱灾，但情况与陕甘完全不同，死亡人口远远少于陕西、甘肃。在华洋义赈总会等中外慈善机构的帮助下，在洛阳等十多个县设立了招待处，灾民经本县登记后分赴各招待处，然后在郑州、洛阳、开封等地乘火车经平汉（原京汉）、陇海、道清、北宁等铁路远徙他乡，仅1928年，就有二十多万的河南灾民迁移到了东北。

　　据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调查，1928年上半年，流入东北的难民就高达331，928人，从此时起的3年内，平均每年流入达16万人以上。这些难民绝大多数都是华北地区的灾民，而交通不便的陕甘灾民则人数寥寥。此时的东北，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地广人稀，是中国的“新大陆”，是灾难深重的中国北方人民最后一块可以大规模移民的土地，是逃离苦难家乡的避难所，如果没有铁路，这一切是难以想象的。

　　解读1942年中原大饥荒的关键词

　　仅仅十数年后，1942年河南饥荒之所以造成200万以上的人口死亡，后果比1920年饥荒严重得多，日本的侵华战争是主要原因。由于当时河南的北部、东部以及南部都被日军占领，向北、东、南的交通不畅，灾民只有向西逃荒。河南当时有平汉、陇海两大铁路干线，交会于郑州，交通便利，但此时洛阳以东的陇海铁路被战争破坏，平汉铁路断绝，因此灾民只有到达位于河南省西部的洛阳才能坐火车逃亡，这与1920年饥荒形成了鲜明对比：

　　1920年时火车从四个方向装载救灾物资进来，灾民可就近坐卸货的空火车四散逃亡，几个小时就可以逃离灾区；1942年“成千累万的灾民，便像热锅底上的蚂蚁一样，从四面八方向洛阳汇聚”，但无数的灾民倒在了步行西逃的半途；即使侥幸逃到洛阳，因为只余下这一段铁路，火车的运力远远不足；铁路经常遭受黄河北岸的日军的炮火轰击，所有的桥梁都被炸毁，白天交通完全中断，火车只能在夜间在日军炮火的射击下冒险走临时修筑的弯道，而“为保持铁路畅通，铁路职工表现了极大的英雄主义和智慧”。

　　在这种艰难的战争条件下，侥幸逃到洛阳的灾民难以逃离灾区，同样救灾物资也难以运进灾区，一度一个月只能运进不到2万吨粮食，对于1000万灾民来说杯水车薪。但即使如此，截至1943年4月，这一段仅余的铁路运输了80万灾民抵达陕西，因此如果是和平时期，河南的铁路没有遭受破坏，仍然四通八达，随着更多的救灾物资抵达灾区，将会有数百万的灾民逃离灾区，此次饥荒的死亡人数也将随之大大减少。

　　“战争”、“铁路”才是解读1942年河南饥荒的关键词。在这一时期，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救灾动员能力与动机，新闻媒体与信息的传播自由度，甚至造成灾荒的自然因素都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因此现在有些作品、媒体动辄引用的制度性因素，并不能解释为何在这一时期，几乎在同一地区多次灾荒造成的后果却如此不同；它们只是一种简单化且不切实际的解释，甚至有些是人云亦云、互相传抄、以讹传讹的夸大、歪曲与虚构，同时却缺乏对这些灾荒背景与事件更深入而详尽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