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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中寻找中国电影本该具备的人性基因

转自这里： 作者 宋子文

你有理由把这部电影当作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因为它毕竟记录着那段屈辱与尊严并存的历史，是这个民族永远都无法回避开的残酷记忆。你同样有理由把这部电影当作是一种戏剧的实践，因为它毕竟以跌宕起伏的篇幅将人性千百个层面集中在法庭这一方天地，以戏剧性的高潮与迂回升华了故事本身的传奇魅力。

影片《东京审判》以写实的角度去追溯了那发生在六十年前的一幕幕历史影像，将那见证着苦难、血泪、暴虐、屈辱的往昔，却并不被世人所熟知的重大历史事件重新还原于世人面前。除去对梅汝璈、向哲浚、倪征燠等中方审判代表的严谨刻画之外，很巧妙地利用了“庭审”这一贯穿全片始终的元素，将整个故事的节奏衔接得张驰有度、扣人心弦，令模式化的历史人物本身更加兼备了戏剧色彩。

  这可以说是我对其最为欣赏的部分，同样它也是影片自始至终都能够吸引人们青睐，给人以感官刺激的不二根基。

中国电影在逐渐向商业化、产业化过度的这些年来，创作者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在联翩的奇思怪想中跑偏，却很少能在影片本身最基本的完整性与戏剧性上多下些功力，至于节奏，则更是老中青三代导演所共同面临的难题，作品通常都是你来我往、散乱无章，一个故事往往在混乱的节奏中越发讲不通顺，却还大谈什么创造力。

  想来，这就是当前中国电影可看性不强的最主要原因。

在看到《东京审判》之前，关于以上的这些担心都曾困绕我，而影片的“主旋律”格调则更让人不得不怀疑它的火候深浅，要知道这些年来的主旋律影片基本都陷入到同样的一种陈旧经营套路里，口号仍在、说教仍在、立场仍在、大鸣大放更是无处不在，你说这样同一个炼炉里烩出来作品还能有什么软硬深浅可言呢！但在遭遇到了《东京审判》之后，我的这重顾虑却很轻易地被打消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长，仍旧让人感到有点意犹未尽，居然让人沉浸于其间入了迷。

  全片的精彩妙处，似乎很难让人以三言两语在纸面上形容出一二三来，那我暂且以点盖面，先揪出几个最为引人入胜的环节让大家一并考量考量。

看点一：法庭论辩

在我印象当中，中国电影从没有这样一部以法庭作为主叙事背景，并以审判作为戏剧躯干的作品。影片事实上已经在这条窄道上开了先河，更将直白的历史篇幅以“案”的模式重新锤炼，让法庭内外那精彩的论辩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旋律”。

影片一开场，中方审判代表梅汝璈针对于主审法官宣布的座次名单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坚持中方将以主审的坐席示人，一番交锋，终于迫使其重新安排座次，赢得了主审“老卫”的尊重。这个由激烈的论辩所掀起来的开场，事实上已经决定了影片自始至终的基调——争！你可以把这个争字看作是争执，当作是抗争、是竞争、更是战争！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罗列在法庭上下的28名日本军国主义战犯，都有着一系列的说辞与理由来掩盖自己的滔天罪行，此时检察官们的咄咄逼问，以及中方检察代表的慷慨陈词，无一不是在以公理、法理展现抗争的历程。倪征燠对坂垣征四郎的盘问，对比于整个庭审场面而言，有着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而主检察官在结案时分的论述，则带来了一种神圣而不可亵渎的人性力量。另外，更不得不提到在休庭期间，梅汝趝在与印度法官争辩是否对战犯判决死刑的那一幕，梅汝璈借摔杯而寓，站在法律的立场与其辩论起了宗教信仰与法律信仰之间的同与异，面对占据多数的反对势力，拉出了一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

  这些环节所展现的力量，是整部影片法庭戏部分最为精彩的升华，是将公式化的过程推向戏剧性高潮的中流砥柱。正是有了这些精彩的论辩，整个过程才显得如此扣人心弦、惊心动魄，令人不得不将情绪早早投入到其间为之击节报好。

看点二：演技魅力

法庭戏虽说引人入胜、直指人心，却有赖于演员们的精彩演绎，要知道，没有沉稳的功架与纯熟的爆发力，是很难令使戏剧催生震撼效应与说服力的。

  刘松仁所扮演的梅汝璈，本身就有着一派儒生的俊气，但也不能忽略其身上隐隐透露出的一种侠气。出身于邵氏门下的刘松仁，以一身不可侵犯的侠气来诠释梅汝璈的正气。慷慨有隙、张驰有度，影像中的他，更象是以一身的气魄去震慑辩场上的对手，赢得个人人格上的尊严与其身后民族的人性尊严，这一点他将本色与演技玩转得十分老到，令人信服。

由曾江饰演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有着沉稳老练的职业特性，亮点事实上并不多，单就吸引人的角度而言，倒不如英达所饰演的中国审判代表团顾问组组长倪征燠来得痛快。倪征燠一出场，就是当庭盘问日军战犯坂垣征四郎，英达一口纯熟的英文抑扬顿挫且不留余地地向坂垣发炮，那派舍我其谁的架势着实是让人有畅快淋漓的感觉，虽说前后不过几分钟的戏，但他那恍然忘我的自然境界与接近于“语言暴力”的强劲表现，还是让人感觉到他那刹那间所爆发出来的风头。

曾志伟扮演的退伍军人山口正夫，我自认为是影片中最具戏剧功力的角色演绎。前半部他整天喝闷酒，根本不做声，但在他见到梅汝璈之后，顺而夺下北野雄的刀，咆哮着折断刀身插到自己腹中时，那股近乎于疯狂的暴虐裹着重重内疚与负罪，于短短三个镜头的切换十几秒的瞬间就裸现得如暴风骤雨一般，那种戏味还真就入了骨。

除了几位老戏骨的强劲支撑外，外籍演员们的表现真是让人再如何苛刻也无法去挑剔什么，相比于精明而稳重的威勃庭长，那个大块头的主检察官可以说是爆发力惊人，几轮盘问，他手持耳机连姿势都很少动一下，单单三言两语就压得住了阵脚，偶尔间的慷慨陈词更是让人惊叹于他粗大外表下那谨丝慎密的逻辑，只凭借对白，他就已然具备了震慑全局的摧毁性力量。

看点三：史诗气魄

影片在追求历史的宏大气魄的同时，力求了一个稳字。摄影镜头多以高位做缓缓的追随，以沉稳的姿态游走于激烈与压抑的两个面，有着处乱不惊的俯视感官，显现出了足够的控制力。画面的剪辑干净，没有丝毫游离于节奏之外，与影片音乐以及氛围有着整体化一的共性。

  画面在滤色后力求在历史感与戏剧性上折中。这一系列的基础部分都有着成熟的铺垫，堪称是精雕细酌，每个环节都被牢牢控制在大局之内，单就国内电影来讲，这样纯熟老道的搭配确实是少见。

可以说，全片在技术层面有着浓厚的好莱坞色彩，原创的电影音乐也颇似《指环王》、《最后的武士》，创作者对画面剪接以及背景声的妙用，也完全是借鉴了好莱坞大片的诸多优秀特点，以带有冲击力的散点来为影片本身的环境氛围而服务。

  以往，在国内电影创作中均有过这样的实践，但似乎都一无是处，而《东京审判》敢于做此实践并有着这样完美的表现，显然是与其充分而谨慎的准备过程分不开的。

无论是从戏剧角度还是技术角度而言，影片都具备了史诗的气魄与深度，如果说单单建造了审判大厅还原了历史场面就能换来所谓的保守性成功的话，那电影本身的戏剧魅力与全片人物的人性魅力，则更需要我们当前的影视创作者们去思索、去警醒。

  以往所说的完整的表现，是概括那些能够让人看得囫囵、直白的记录电影的，换做当下，我更愿以创造性的表现去谈论《东京审判》。它本身就是一部史诗，它与那些口号意义上的史诗的差别很清晰，一个是在以MTV式的方法复述“神性”，而另一个则是以完整的戏剧观念去阐述“人性”。

  史诗的定义，事实上就是以历史背景升华人性的主题，超越时代的隔阂，逾越沟通的界限，这些层面，显然《东京审判》已经具备。

看点四：人性基因

中国电影目前最大的尴尬，就是缺少一种给人看的影像，换句话说就是缺少一些主流人群更更接受的人性基因。我不想讨论那些美伦美央的书剑神侠能够给人带来怎样的娱乐，只想说，在我们的电影中是否能够更多一些令人直观接受的思想命题。

如果按照主旋律的旧有观念去看待《东京审判》，那它该是通篇口号、通篇揭批帝国主义奴役本色的血泪控诉。但事实上，影片却没跌入到那个大鸣大放的戏剧陷阱。与这么多年来所有主旋律题材的电影不同的是，它没有单独站在民族的立场发言，而是以中国、日本、美国、印度甚至更多角度去看待这段历史，让几种观点集中在一方法庭内外做爆发式的阐述，给了所有人发言的机会。

日本军方的辩护律师总在怒目圆睁翻来覆去地说着：“你还是不是一个日本人……”小酒馆的老板娘质问梅汝璈中国唐代为什么总要杀戮朝鲜、为什么元太祖会远征屠杀西方人、为什么攻打日本反要在朝鲜借道。北野雄在咆哮着为了战争日本也付出了东京大轰炸死亡十六万人的人命、投到广岛与长崎的原子弹带走了几十万人的生命……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最为真实的声音，它让历史在一系列的数字对比中将仇怨无限度地加深。

  站在自己的民族立场去看世界，无疑是偏颇的，就如同让历史的天平倾斜了一个角度。我们更要警醒的是，最终被判处死刑的七名日军战犯并没有谢罪，他们是理直气壮以所谓的慷慨姿态去面对死亡，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是保全了大和民族的尊严……总检察官最终在询问东条英机：“如果你们在今天被宣布无罪释放获得自由，你们还会不会对以前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而津津乐道，还会不会继续回到那片土地上烧杀抢掠……”答案是：“是！”这是影片最令人震惊的部分，同样也是最值得我们去思索的部分。

  为什么这一干战争罪犯在做出这样毫无人性的回答后，会被供奉到靖国神社，成为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余孽的神明。因为，他们没有谢罪，为那些只站在自己民族立场看世界的日本人保全了所谓的民族颜面，以一己之私，试图对抗全人类的尊严。

关于尊严的命题式思考

很显然，影片的命题概括起来没那么复杂，只在于这尊严二字。

  尊严，有大小、有轻重、有厚薄，作为一个命题被阐述开来事实上它可以延伸出更多层面的思考。中方审判代表梅汝璈针对于主审法官宣布的座次的争执，事实上就是尊严的斗争。他背负着一个民族的使命与责任，必须得赢得自身应有的那份尊严，而那份尊严，事实上也正代表着那曾被欺凌贫瘠齑弱的民族。

  而梅汝璈对必须将战犯执行死刑的坚持，事实上更是为身后四万万同胞的尊严做最后的维护。犯罪者，必须得到应有的惩罚，威勃庭长与主检察官对他的支持，则更是捍卫法理的尊严而不容亵渎。

尊严需要建立在一个立场之上，有了立场的支撑才有所谓的尊严存在。而立场、尊严有正就必然有其反，不可否认，冈村宁次拒不谢罪，最终对检察官的回答是认真而严肃，那一刻他也是表现出了个人自身的尊严，而站在其民族的立场上更可以说是有着所谓的“大和”尊严。

  但事实上这种偏激立场的个人化尊严，又有多大的能量与震慑力呢？

东京审判的大法庭就象是一个衡量历史的天平，东条英机等战犯所固执得所谓个人化尊严被放到了天平的一端，而另一端却是全世界、全人类那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孰轻孰重，我们一眼便知。不自量力式的妄想自然会在天平倾斜的一刹那垮掉，而历史的洪流，也决不会被这样扭曲的、所谓的个人化尊严所扭转。

梅汝璈在得知反对势力即将否决死刑决定之前，也曾有了个极度个人化的想法，试图以自杀的方式向审判团的同僚们展示自己誓死的决心，自我的尊严去警醒他们。这时候，检察官向哲浚斥责他这个不负责任的想法，指责他这种极端个人化的捍卫尊严的方式事实上与冈村宁次等日本战犯一样的性质，对于历史洪流而言，根本无法去改变什么。

  “捍卫尊严最好的方式，就是拿出你的行动来，让身边人世间人都看到你的努力与决心。”这番话点醒了迷途的梅汝璈，而更将影片关于尊严的命题式阐述做了最为强劲的注解。

个人的尊严对于民族来讲，是个小小的基数。而站在民族立场的尊严对于全人类的尊严来比较，则更是无甚可提。

  一两个人的生死改变不了历史，一个民族的偏激立场也永远无法站在全人类的公共立场之上。历史如滔滔洪流，不可阻，也不可逆。

一个满目创痍的年代，一个悲怆而雄壮的故事。在历史背后，中华民族以3500万人的伤亡，600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作为代价换来了这来之不易的人性尊严。

  这代价的昂贵，令六十年后的我们不敢也没有权利去懈怠。在“远东国际大审判”开庭六十周年之际，《东京审判》以强势的姿态与信心向世人揭密那段并不为太多人所熟知的历史，以戏剧的魅力再造那跌宕起伏、震撼人心的一页篇幅，当值得我辈去亲自体会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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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陆当时最为著名的男女演员邵兵，宁静出任剧中男女主角。

鬼子来了 Gui zi lai le (2000) 抗日战争末期，故事发生在河北山海关附近的一座名为挂甲台的偏僻小村。一天夜里，有人把两个装着俘虏的麻袋押送进了村民马大三的家里，其中一个是日本兵，另一个是翻译官。

  本来答应好了八天以后来取人，结果此后再就也没有音讯……

　　这两个俘虏在村子里关的时间一久，村民们便商议将二人处死，以避免麻烦。日本兵花屋小三郎起先决意以死殉国，而翻译董汉臣则利用语言上的障碍争取求生的机会。在多次试图处死两人未果之后，村民们认定他们命不该绝，就一直把这两个俘虏秘密关押在村里。

　　六个月之后，花屋小三郎决定报答马大三和众村民的不杀之恩，提出与村民完成一笔交易：村民一方把他和翻译送还给宪兵队，而日军方面则以两车粮食作为交换条件。在马大三的主张下，经过一番商议，村民接受了花屋的条件，并且签字订约。众人一并护送两个俘虏返回宪兵队。

　　到宪兵队后，尽管队长酒冢感到有辱武士道精神，还是同意履行那份约定，并率部队将粮食送往挂甲台。粮食运抵村内，日军召集全村老小饮酒欢庆，共享吃喝。当欢庆进行到一半，酒冢突然向部下宣告天皇已经向盟军投降、日本战败的消息，于是形势出现突变，日军开始杀戮无辜民众，整个村落化成屠场，又纵火将这一山村化为灰烬。

　　在这一灭项之灾中，只有马大三一人幸免于难。不久，国民党军队接管了日军大部俘虏，花屋所在部队也在其中。一个雨天，马大三假扮成烟贩，手持利斧冲进日军俘虏营，见人就砍，鬼子死伤数人。而他最终被国民党士兵所擒，被判处死刑。执行死刑的正是那个与他们曾经朝夕相处花屋小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