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良修（音）在内罗比的一个酒吧中大口地饮着肯尼亚啤酒，吟诵着一句中国格言：“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 朱先生是一个来自离香港不远的佛山的鞋匠，这是他第二次来非洲。尽管他说已经开始喜欢这个地方，但是失望之情也溢于言表。

　　三年前来到非洲时，朱先生整个笔记本上都填满了订单，让他吃惊的是，非洲人不仅想和他做生意，而且很喜欢和他在一起。“我去过很多的大陆，从未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他说。陌生人向他祝贺他的祖国与发展中国家密切的合作。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从该大陆上购买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石油。它出资兴建了无数的新学校和医院。当地居民自豪地告诉朱先生，中国为消除当地的贫困作出的贡献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

　　这次他发现生意还是一如既往的好，或许比上次更好。但是，非洲人的态度已经改变了。他的合作伙伴说他正在压榨他们。中国的商品被作为山寨货的典型。政治已经开始介入冲突。“殖民”一词广为流传。孩童们开始嘲笑，父母们开始窃窃私语：街上的狗怎么就到了烹饪锅里？

　　在非洲许多地方曾被作为救世主的中国人，如今让当地人爱恨交加——尤其是在一些受中国影响更加深远的小国。这部分的可以归咎于随进口商品和服务一道而来的不良商业行为。中国的建筑工作可能会很草率，由大陆公司承建的大楼有时会瓦解掉。安哥拉首都罗安达的一家医院曾盛大开张，但是短短数月之后，墙上就出现裂缝，不久医院也就关门大吉。中国修建的自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向东南延伸至奇龙杜的全长130公里（81英里）的公路，很快被大雨一扫而空。

　　中国特色商业

　　在非洲的华侨华人来自一个拥有混乱的、随心所欲的企业文化的国度，他们很少关注规章制度。他们在国内时就常常对本地的敏感问题视而不见，在国外依然如此。中国石化是一家石油公司，曾经在加蓬国家公园里搞勘测。另外一家国有石油公司曾在苏丹因原油泄露而造成大大小小的“油湖”。津巴布韦环境部长称中国的跨国公司“像makorokoza矿工一样经营”，这是一种对非法淘金者的蔑称。

　　去年这种紧张局势到达顶点。在赞比亚南部小镇希纳宗格韦，矿工们起来反抗恶劣的工作条件。两名中国经理朝人群开枪，造成至少12人受伤。有些人伤愈后皮肤下依旧留有弹片。Patson Mangunje是当地一名议员，他说：“人们像疯狗一样愤怒。”

　　雇员们的待遇有时比环境好不到哪去。在赞比亚铜矿带上中国人开的矿上，雇员们要干上两年才能拿到安全头盔。地下通风设备极差，矿难事故几乎每天都发生。为免于责难，中国业主贿赂工会领导，并安排他们到中国的按摩院“学习考察”。蓄意阻挠的员工被开除，私下集会的工人们被暴力驱散。当最终闹到法庭上时，证人们遭受恐吓。

　　中国人方面也同样有愤怒和失望。在南非的纽卡斯尔镇，中国人经营的纺织厂每月工资大约200美元，远高于国内工资水平，但是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工会曾试图关闭这家工厂。这个中国厂主要么无视工会，要么装作不会英语。

　　他们指出许多南非当地的公司也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因为最低工资标准太高了，而生产资金也需要保障。如果没有中国人，纽卡斯尔镇的失业率将比现在的60%要高。工人们说，有一个低工资的工作也要比没工作强。在工会取得法庭禁令之后，一些工人阻止警察对他们的工厂的查封。

　　“看看我们，”一位年轻的老板王金福说，“我们并不是奴隶主。”他和他的妻子四年前怀揣着3000美元从中国南方的福建省过来。他们睡在工厂地板一块脏兮兮的床垫上面。当他们的160位员工每周工作40小时的时候，他们装箱、检查清单、下单，从晨光初现到午夜，日复一日。“我们如此辛苦，人们为何还恨我们呢？”王金福说。

　　毋庸置疑，中国提高了非洲的就业率，并让当地老百姓买的起诸如鞋子、收音机之类的基本商品。去年的贸易额超过了1200亿美元（看表1）。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给一些贫穷国家，主要是非洲一些国家的贷款比世界银行都多。据美国智囊团传统基金会估算，在2005到2010年，14%的中国海外投资都投向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看表2）。大部分资金都是先流向香港。传统基金会试图搞清这些资金的最终去向。

　　可以回答王金福的问题的一个答案是竞争，尤其是来自外国人的竞争，尽管此说法尚未风行。尼日尼亚境内成百上千的纺织厂近年来纷纷倒闭，因为它们无法与廉价的中国服装竞争。成千上万的工作机会都没了。

　　福祸相倚

　　相当多的对中国的批评都是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稳固的商家试图以牺牲消费者为代价保住优势地位。近期进入卢萨卡索韦托市场的污秽小巷的中国商人使得鸡肉价格减半。白菜价格下降了65%。不久，当地商人们就带着他们装着牲口的金属笼子排队前往地方竞争委员会进行投诉。“中国人怎么敢来扰乱我们的市场呢？”一位小贩贾斯汀·木琴度说道。在坦桑尼亚的商都达累斯萨拉姆，中国人被禁止在市场卖东西。政府在今年早些时候宣称：我们欢迎中国人来这里投资，而不是来干“小商小贩或擦鞋的营生”。

　　据中国的评论家所说，对王金福之问的另一个回答是，中国在给非洲带去贸易、投资、工作和技能的同时，也带去了坏习惯。即便是拿非洲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大陆的经济也是腐败透顶。在国际行贿排行榜上，中国经理们名列前茅。当这些经理们走出国门时，他们在东道主国家继续行贿、破坏良好的秩序。世界银行已经禁止一些大陆公司在非洲竞标。

　　中国的捍卫者们则称，他们对当地秩序的破坏是有限的。非洲领导人惊讶地发现挪用发展资金相当困难。通常情况下，钱是在北京的托管账户上，然后拟定一个基础设施工程的清单，中国公司拿到项目合同后，资金就转到公司账户上。对非洲来讲，不管怎样，公路修了、港口建了，只是没有现钱。至少，这是一种说辞。

　　第三个答案是，中国人被视为在囤积非洲的资源。中国显然愿意将燃料资源囤起来，但目前所关注的重点是增加全球供应。中国的国有企业经常在现货市场上出售石油和矿石。此外，中国在非洲的兴趣点并不限于资源。中国在远离矿山和油田的地方修建铁路、架设桥梁，因为这能赚钱。中国不是传统的援助国，但也不是只对掠夺土地感兴趣的殖民主义者。

　　中国与非洲之间关系的模糊性为政客们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反对党，尤其是南非的反对党，经常以反华的政纲参与竞选。卢旺达南部的每个乡村都进行过关于中国“剥削”的激烈辩论。甚至在像纳米比亚这样通常比较平静的地方，反感也与日俱增。据说在首都温得和克的中国工地上，工人们”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在赞比亚，反对党领袖Michael Sata已经把“中国怀疑论”当作了自己的招牌。

　　密切关注投资

　　关于这个的很多东西都是不靠谱的。评论家们声称，中国已经取得了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尽管有劳务合同和其他特许作为准则。中国还被批评常把劳改犯带到非洲——当地居民认为他们所看到的穿着连衫裤工作服的有着高度纪律的日夜苦干的中国工人们一定是在强迫之下。

　　尽管如此，非洲人的强烈反应也许是在意料之中的。非洲人称他们有被包围的感觉。成千上万的企业家，从最成功的现代经济体之一的国家来到非洲大陆，分散在各处。非洲发展银行的前高级官员Sanou Mbaye称，过去十年间来到非洲的中国人比过去400年间到非洲的欧洲人还要多。先是来自国企的中国人，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只身前来，或者在完成合同之后留了下来。

　　许多人梦想一种崭新的生活。矿主和建筑商们在非洲看到商机和更大的自由（自己做老板、自由表达思想、自由排污）。中国政府的一项针对1600家公司的调查显示，非洲逐渐被作为工业基地。制造业在中国投资中所占的份额（22%）正在快速赶上采矿业（29%）。

　　这种扩张的发生部分是因为非洲人曾有这样的要求。一些国家将工业投资作为资源交易的先决条件。在埃塞俄比亚，三分之二的常驻中国公司都是制造商。不过中国人从来不乏进取心。当进行海外投资时，他们除了开采燃料之外想要做更多事情。他们想在东京建摩天大楼，在伦敦开银行，在好莱坞拍电影。在非洲这样一个缺乏竞争的地方，他们可以通过学习窥得门径。非洲大陆——不久将被中国的自由贸易港所包围——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商业存在的踏脚石。

　　为此，北京政府鼓励在非洲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工程建设最受青睐，占据近期中国私人在非投资的四分之三。商务部称，中国每年与非洲签署的基础设施建设交易超过500亿美元。在非洲农业的投资上，中国拨出了50亿美元的专项资金。许多非洲人对此表示担忧。

　　或许最重要的中国冲击是在金融方面。中国工商银行收购了标准银行20%的股份，这是南非的一家银行，也是非洲大陆市值最大的银行，现在为外籍商人提供人民币账户服务。其他的大陆银行也在非洲开设了办事处，在他们光鲜的大楼里面为中国公司提供免担保的贷款。理论上，基于同样的条款，非洲人也可以申请贷款，但是这事儿很少发生。

　　控制这些银行的北京政府对此类批评相当警觉。一位官员承认说，中国在非洲的形象不单单这些牛仔企业家所玷污的。政府自身的许多做法也有待改进。

　　最大的疑问是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的汇兑类型。许多贷款和支付都是”有附加条款的“——比方说，接收方必须把钱花在与中国公司的合作上。（日本、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但是限制性援助会导致假冒伪劣。由于缺乏竞争，被指定的企业在交付质量差劲的公路和价格过高的医院后，依然可以逃避惩罚。债权人和捐赠者往往设置了错误的优先次序。

　　更为糟糕的是，中国政府单单在用钱一块讳莫如深。援助数字被视为国家机密。中国最主要的贷款机构，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发展银行，从不公布他们向贫穷国家所提供的贷款的数额。刚果民主共和国在最后关头被国际咨询机构说服，把一项中国贷款金额从90亿美元缩减为60亿美元。

　　坚定的盟友

　　政治上的水比财政方面还要深。数年以来，中国与那些非洲专制君主亲密无间，他们似乎是可靠的合作伙伴。中国公开以”互不干涉“为由对可恶的当权者表示支持，并试图以此为荣。非洲人越来越不相信这一套了。

　　当铁腕人物不能保持稳定时，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变得相当棘手。2008年，Robert Mugabe破坏大选，导致民间动乱。中国投资者逃之夭夭，然而得势的反对派还是把他们与独裁者看做一丘之貉。在苏丹，因种族灭绝指控被国际刑事法庭通缉的Omar al-Bashir，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中国的坚定拥护者。不过在一月份的公民投票之后，石油资源丰富的南部地区从国家分离出去。北京的统治者们姗姗来迟，尝试与他们曾经的对手交朋友。

　　在与中国人的业务关系中，非洲人并非无助的。必须承认的是，一些非洲人在他们的交易中不够强硬：一贯专横跋扈的卢旺达人任由中国投资者们为所欲为。不过，非洲政府总的来说达成了合理的交易；有些非洲人，譬如安哥拉人，是娴熟的谈判家。他们的总统曾公开对中国 说，“中国不是我们唯一的朋友。”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有许多的巴西人和葡萄牙人。安哥拉人经常操纵他们与中国人作对。由于曾在一个炼油厂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安哥拉取缔了一家中国国有石油公司。这家公司在一年后悄然归来，并承诺给他们更多的钱。

　　中国试图引领非洲

　　然而，是中国人越来越多地操纵非洲人之间相互作对。在北京，不断增多的非洲使馆之间的政策协调，通常是提高非洲议价实力的有效的第一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宝贵的顾问。但是不管非洲政府多么努力，他们无法应付如此众多的新企业。保护雇员和环境的规则是存在的，但是制度乏力，规则无法得以实施。在卢萨卡，负责监察血汗工厂的劳动督查部门只有一辆公务车，最近已经坏了四个月了。而与此同时，中国工程师们在平地上建起一大片服装厂。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非之间走得更近的预期似乎只是天方夜谭。W.H. Auden曾写道：

　　我会爱你，亲爱的，我会爱你

　　直到中国和非洲相遇

　　河流翻过高高的山岗

　　而鲑鱼在大街上欢唱

　　现在，在撒哈拉以南的街头上，经常可以闻到糖醋鲑鱼，尽管依然心存芥蒂，非洲人正张开双臂迎接中国创造的新的机遇。

　　西方国家同样乐见横跨印度洋的中国劫掠者们的进步。比方来自上海的31岁的Danny Lau，他在一年前跟随一群朋友去赞比亚，现在他已经是个成功的煤炭商人，并开始涉足地产。他说，过几年他们打算移居到一个更富裕的大陆。他们在阿克拉和布拉柴维尔学到的东西将随着他们传到温哥华和萨格勒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