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八佰》尽管有些情节过于煽情，但确实是根据八百壮士守卫四行仓库的历史事件改编，其里面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里面的人物结局，大多逃不过时代的悲剧。

在淞沪会战中，日军进攻上海的兵力已达到11个师团，约30万人，飞机100余架，战舰30多艘。鉴于敌众我寡，1937年10月26日，冯玉祥下令部队全部撤到苏州河南岸，继续防御。为了顺利完成掩护第88师大部队的撤退任务，最后仅留下第524团第一营（一说第三营）防守四行仓库，由中校团附谢晋元，少校团附上官志标（另一说时任一连连长）和少校营长杨瑞符率领。张治中亲自召见谢晋元，命他率领其部坚守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阵地。

（谢晋元）

四行仓库与上海洋人租界只相隔一条苏州河，因此整个战斗展现在西方世界面前，进一步吸引国际社会注意，造成国际影响。当时九国公约签字国正好将于当年11月3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会议，为了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在抵抗日本侵略战争上的坚决态度，因此老蒋也期望用“苦肉计”给中国抗战带来实质的国际支援。

第八十八师参谋长张柏亭经考察后认为四行仓库侧后不足200米，有两个巨型煤气罐，内储30万立方米煤气。若日本空军投弹稍有偏差，煤气库即会爆炸，且四行仓库东侧是西藏北路和沿河的北苏州路，均属上海租界范围，泥城桥和西藏北路又由美英军队、万国商团守卫，日军其时还不敢向美英军队挑衅，因此四行仓库作为师司令部地理位置有利。

八百壮士的说法源于当时冒着战火危险自租界出发成功泳渡苏州河送旗的女童军杨慧敏，隔天，她所送至的旗帜在四行仓库屋顶升起，大大的鼓舞振奋了守军士气与隔岸观战的民众，并获得当时驻扎在租界内的世界各国媒体之赞扬。她返回时也携带了一份四行仓库守军人员的名单，当时名单上共有800个人名，因此被称为“八百壮士”，但这份名单其实是为了战时蒙蔽日军而增加了人数，实际上四行仓库守军只有约四百名守军。

当时第524团第一营配属必要特种部队，组成一个加强营，由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组成，第一营作为一支加强营最初有接近800人，但经整个淞沪会战的消耗到该次战斗前包括军官只有423人（一说453人）。而在部队从北站转移到四行仓库的过程中人数又降为414人。守卫四行仓库前夕，88师部队刚好进行了第五次补充，来源是湖北保安团。由于建制对口的关系，补进了524团一营的士兵不少正来自通城保安大队，被送到上海的士兵都是些在7月7日战争爆发后招募的尚未完成训练的新兵。四行之战的绝大多数为鄂南子弟兵。其中，通城县200余人、蒲圻县（即今“赤壁市”）40余人、通山县20余人、崇阳县10余人。为迷惑日军，在其正式通讯中用“五二四团”代替“第一营”，让日军以为有一个团防守四行仓库。

该团每人装备一支汉阳八八式步枪，或中正式步枪，300发7.92×57毫米毛瑟弹 ，两箱柄式手榴弹，一人一顶德制M35钢盔与一副防毒面具及食物袋。守军共装备有31挺机枪，27挺为ZB26式轻机枪（捷克式轻机枪），接近每班一挺，4挺水冷型二四式重机枪以及一个二十式82毫米迫击炮排。

在四行仓库的守卫战中，谢晋元率领“八百壮士”日夜坚守，在4昼夜的激战中，其部战士牺牲10余人，受伤30余人，击毙敌人200多人，营长杨瑞符少校弹穿左胸，负重伤。11月2日，谢晋元在孤军营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证实“四行堆栈内，除有若干沙袋外，并无如许尸体，我在内士军，共为四百二十名，撤退时为三百七十七人，其中除有十余名已殉难外，余者受伤入医院治疗中”。

谢晋元部撤退后随即宣布与第八十八师汇合，但马上被租界内的英军拦截没收武器并限制自由。部队马上被缴械，后被软禁近4年。当时日军威胁英国，如果让他们离开就要入侵租界。他们随即被送至公共租界西部意大利防区的胶州路胶州公园隔壁孤军营进行隔离。

老蒋提升了所有参加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军人的军衔，各晋一级。谢晋元获颁授青天白日勋章，上官志标升为中校团附，机枪连雷雄连长递升为营长，原营长杨瑞符少校，撤离时负伤住院，已直接归队。1940年，杨瑞符在淞沪会战期间所受枪伤复发，送往重庆抢救无效牺牲，终年38岁。

在他们被软禁期间，英国殖民者任其自生自灭，好在上海市民经常探访他们，给予他们食物，并进行文娱表演。军官为士兵开设了多种课程如外语、数学。《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者陈望道也经常到营地探望。士兵继续每日进行军事训练并保持高昂的斗志。他们抵住外界的压力坚持升国旗、唱国歌。

1938年8月11日，孤军为纪念1937年8月11日第八十八师自无锡出师向上海一周年，向公共租界万国商团团长亨培交涉，悬旗三天。8月9日，孤军营内竖起旗杆。亨培来干涉，先是不许悬旗，后要求将旗杆截短，与营内大礼堂屋顶相齐，避免日军看见，引起麻烦。使工部局为难。翌日，孤军“八·一一”、“八·一三”纪念日将临，而悬旗问题尚未决定，不得已将旗杆砍去数尺，重新竖立起来。8月11日晨6时，举行升旗典礼，旗帜飘扬于孤军营内。

四小时后工部局派英格兰兵300人包围孤军营房，派意大利兵400名散布晋元路一带警戒。又派白俄一队向孤军营冲入。万国商团中国团员吴启荣事先发觉来告，谢晋元即令第一连负责警戒瞭望塔，第二连分散于大操场。下令不到5分钟，白俄队即冲进营房，用机关枪向孤军扫射，4人死于旗下，伤11人。白俄队后退出，同晚10时又来一队白俄，强将全部孤军挟入救护车多辆，驶往外滩中央银行幽禁，谢晋元及孤军对此绝食抗议。

上海罢市三天，声援租界里的孤军，要求将孤军送回晋元路原营地。是月13日，老蒋电令与公共租界交涉此事，后租界工部局被迫同意恢复8月11日之前状态，严惩肇事者，抚恤被难士兵，四行孤军可自由悬挂国旗，不受干涉。但经此事件后后，孤军营内的旗帜被收缴，此后只能举行“精神升旗”。

淞沪会战中方虽然失败，并损失国民革命军近三分之一精锐部队，但它鼓舞中国军民的士气，并向外界传达中国积极抗战决心。媒体用“八百壮士”来称呼这414名守军，同时《八百壮士歌》被创作出来以激励军民抵抗日本侵略。“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八百壮士歌》在抗战中唱8年。

虽然四行仓库保卫战最终并未促使九国公约会议制裁日本。老蒋期盼的外国援助也毫无进展，欧洲各国除了对日本提出谴责外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只有德国和苏联在二战欧洲部分爆发前援助过中国，而德国迫于日本压力于1938年结束了对华援助。

1940年“九·一八事件”纪念日时，孤军营何玉湘中士被白俄开枪杀死，高广云上等兵被击伤。失去自由的谢晋元部，组织合作社，生产日常生活用品，还向前线捐献物资，后因交通不便等原因，折合成现款汇交，宋美龄回信致谢。

守军在“孤军营”中被羁押三年多。后来日本方面声称允许释放这些士兵，但条件是解除武装并以难民的身份离开上海。谢晋元拒绝这些条件。其间他多次拒绝汪精卫日伪政权劝降。

1941年4月24日晨5时许，孤军营官兵循例在操埸集合，列队早操。点名时，发觉士兵二连下士郝鼎诚、四连下士张文清、尤耀亮，上等兵张国顺等4名迟到5分钟，谢晋元治军素严，当众予以训斥。不料这四名受处罚的士兵早受到汪精卫伪政权方面诱骗，趁机下手。在全体跑步时，郝鼎诚乘谢晋元不备，突然拿出身藏的匕首刺向谢晋元面门，随后在其头胸等部位猛戳，其余3人也一拥而上，向其左太阳穴及咽喉等致命处狂刺，谢晋元当场倒地。团附上官志标中校见状趋前援救，也受重伤。

凶手当场被附近官兵捕获，移解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法办。谢晋元被刺杀身亡。消息传出，上海市民悲恸不已，逾10万人参加其葬礼。而三天内涌进孤军军营瞻仰其遗体的共达25万人次。民国政府也通电悼念，谢晋元被追赠少将军衔。

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10日，汪伪政权上海市长陈公博致函孤军营代团长雷雄，要孤军全体参加“和平运动”，被孤军严辞拒绝。后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并俘获这些士兵。1941年12月28日，日军数百人突入孤军营，将孤军全部押到宝山月浦飞机场拘禁。

1942年2月9日，日军又将他们从宝山押到新龙华游民习艺所，强迫他们挖壕沟，作苦工；因为孤军反抗，日军把他们押去南京，关在珠江路老虎桥监狱之俘虏收容所里。孤军仍每天抽空由官长率领跑步和体操。日军将孤军官长和士兵分开，将士兵50人押去光华门外，60人押去孝陵卫，100人押去杭州；另押解裕溪口和南洋群岛各50人；其余仍关在城内原处，将官兵杂在一起，强迫他们做苦工。1942年11月6日，光华门外孤军趁着和孝陵卫之孤军对调时，大部分逃走。他们先到小茅山藏几天，有的留在当地参加游击队，有的绕道浙江、江西、湖南、贵州，回到陪都重庆。另外三十六名官兵被押至新几内亚作苦力。

八百壮士孤军抗战的事迹传开后，一致决议铸造“谢团长纪念像章”。全国慰劳总会向他们敬赠了“忠党卫国纪念章”。1944年，“八百壮士”部分幸存者逃出日军控制范围，陆续到达重庆，国民政府又特意制发了“忠贞奖章”表彰这些爱国勇士。另外还有“四行孤军工务社证章”。

抗战胜利后，从全国各地回到上海之幸存者有一百多人，在新几内亚作苦工之36名官兵由澳大利亚政府派军舰送回上海。约100名该营战士回到上海在四行仓库搭棚为谢晋元守灵。解放爆发后，他们大多不愿同室操戈而解甲归田，之后他们当中一些也随老蒋撤退到台湾。

淞沪会战结束后，杨惠敏也跟着向后方撤退。1938年，在当时国民党宣传部主任董显光的保荐下，杨惠敏先在当年三月八日妇女节当天受到了宋美龄的表扬，接着更代表民国政府到美国参加“世界青年自由大会”。

1939年，杨惠敏再被国民政府选派访问欧洲。到欧洲的旅程中，包括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德国元首希特勒、荷兰女王都曾接见过她。特别是希特勒，把自己身上的勋章拔下来别在杨惠敏身上，对她说：“你就是德国男女青年的榜样！”

杨惠敏在那时曾有机会美国读书，但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没有成行。之后她因缘际会地在香港加入了地下工作组织，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杨惠敏那时负责联系梅兰芳、胡蝶等知名艺术家，从香港撤退到重庆。但过程因拒绝帮影星胡蝶携带三十多口行李箱子发生误会；又当时国民政府军统局长戴笠对有夫之妇的胡蝶情有独钟，胡蝶在成为戴笠情妇之际，向戴笠抱怨因运送行李与杨惠敏发生的私人过节。所以权倾一时的戴笠便下令将杨惠敏关进监狱，并安上了“日本间谍”的罪名。一直到1946年3月，戴笠因座机撞山死亡之后，杨惠敏才悄悄获释，从27岁到31岁，杨惠敏坐了大约4年的冤狱。

(老年杨慧敏）

1946年杨惠敏获释后曾回江苏镇江老家，杨惠敏在战后跟随老蒋撤退至台湾，定居台北。33岁时经介绍后与年过花甲丧偶的台大体育教授朱重明结婚，育有二子朱复圭与朱复轰，先后曾任职于台北女师专（今台北市立教育大学）、金瓯商职（今台北市私立金瓯女子高级中学）与中国文化大学等学校。

其二子朱复轰表示，母亲杨惠敏在经过4年无妄的牢狱之灾后，身心受创甚重，郁郁寡欢。出狱后不久就来到台湾。到了台湾因为不想被人认出来，所以就低调的到学校去当代课老师，隐姓埋名（改名为杨希贤），绝口不提往事，也坚决不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的任何救济。其子也是在杨惠敏过世后，才从她好友转述下，知道了杨惠敏冒死送旗以及冤狱等事迹及原由。

1975年电影《八百壮士》放映之后，看到自己送旗的故事被放上了大银幕，这才逐渐从阴影中走出来，重拾对生活的乐趣。除了拍摄电影宣传，抗日纪念活动的故事主题摊位介绍之外，杨惠敏大儿子朱复圭表示曾向台湾当局询问其母有无拿过奖章或谁可决定补偿，未能得到答复。

（1975年版《八百壮士》）

1977年10月28日，杨惠敏在台北不幸遇车祸，虽经抢救保住性命，但从此左半身不能动弹，连吃饭也困难，缺乏生活自理能力。1992年2月间，因突发的脑溢血中风而卧病在床，神智模糊，后于1992年3月9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寿77岁。

2009年3月7日，台湾当局成立专案小组，自巴布亚新几内亚迎回海外阵亡将士英灵总牌位，并主持春祀。其中包含国军第六十七师200团吴坤上尉、新30师孔宪章上士、曹友生上士，以及当地从事抗日活动而被捕民众梁有年、陈纬南，共计256位英灵正式入祀圆山忠烈祠。根据在当地新挖掘到的广东劳工死亡纪念碑记载，共有636员死亡，其它受难者尚无下落。

居住在台湾省的八百壮士当事人，名为厉鼎新，当年为传令班中士班长，确是当时隶属当时国军71军88师部队中编制人员。厉鼎新先生于2013年7月21号在花莲去世，享年九十二岁。

2010年12月16日下午5时，“八百壮士”中的一名幸存士兵杨养正因肺部严重感染及心脏衰竭，在重庆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逝世。享年九十六岁，媒体称之为最后一名“八百壮士”。

（杨养正重回四行仓库悲痛不已）

另据报导，又找到一位八百壮士幸存者杨根奎，但其身份尚存疑。

绿党上台后，对台军实行年金改革，砍掉他们的退休金。很多败退台湾省的退伍老军人也受到影响，因此这些退伍军人爆发了以“八百壮士”为旗号进行抗争。在台湾省这些进行年金改革抗争的老军人表示，他们并不是为了这点钱，而只是台湾当局在砍掉军人退休金的过程中，对其极尽污名化和羞辱，把这些在台湾省的黄埔系军人的尊严践踏到地，剩下的交由时间来收拾他们。可见谁是真正的叶公好龙，“八百壮士”只是台湾当局用来收买人心的招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