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一个历史学者观影追剧的小系列。

　　连续剧《大宋宫词》的放送到了尾声。这部剧因为精致考究的服装道具，曾经引起不小的期待，又因为前期使用了一些野史传奇中的情节，如“烛影斧声”等，加上一些台词上的疵病，引起了不小的失望。不过随着剧情发展，观众逐渐发现，这是一部以起起落落的故事情节为主要看点的古装传奇剧(就像早年的《还珠格格》《少年包青天》)，争论开始转而集中在剧中故事是否符合人物设定和剧情发展的通常逻辑。

　　剧中的宋真宗后妃刘娥，本来出身民间，和宋真宗产生了爱情，历尽千辛万苦，才得入皇宫，又经历几番辛苦，才成为皇后。德才兼备的她，在真宗生病时代理朝政。真宗死后，她以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临朝称制。——如果只看这大致的人生履历，与历史上章献明肃太后的人生经历，倒是基本吻合的。

　　但是，剧中又过于强调刘后的仁德，甚至不惜用减少她的才智来“交换”。比如，她为了不让百姓失望，纵使身边人劝阻，仍欣然饮下了自称连生了数个儿子的百姓献上的来路不明的“生子甘露”，反而中了反派的奸计，导致流产——这一情节，让剧中刘娥的形象显得太过愚昧，而代理朝政时那些凸显她文韬武略的情节都变得有些难以让人信服了。

　　刘氏在剧中饮甘露

　　历史上这一时期的甘露祥瑞，多见于各州县，不是用来饮下生儿子的，而是表示天子圣明的信号。本质上是各地为了讨好宋真宗，人造的祥瑞骗局。真宗迷信祥瑞，“一国君臣如病狂”，甘露就是其中一种，从咸平元年开始，几乎年年都有甘露祥瑞。但到了剧中，真宗变得慧眼大开，当场识破了王钦若的“天书”骗局，现实中废止天书的刘氏却因为迷信上了甘露的当。如此厚此薄彼，实在让人有点费解。

　　也许连续剧这样的改编，是受刘氏曾拥有的“德妃”这个头衔，和“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的历史评价影响，欲扭转她在民间故事中过于负面的形象，将她塑造成一个至真至善的仁德之人，可惜有点用力过猛了。对于历史上的刘后而言，支持她从民间崛起，入主中宫，临朝称制的，恰恰不是她至真至善的仁德，而是过人的权谋。

　　发迹变泰的“播鼗”女子

　　章献后刘氏，虽然今天经常称为“刘娥”，但是宋代的资料中她并没有这样一个名字，应当是后世才出现的。“某娥”的意思相当于“某女士”，也不是什么正式人名。因此，本文涉及宋代史料的部分，还是用“刘氏”来称呼她。

　　包括《宋史》本传在内的不少记载中，都提到刘氏早年是一名“善播鼗”的孤女。

　　什么是“播鼗”?鼗意为小鼓，播即摇动之意。播鼗是一个很古老的词，在《论语》中有“播鞀(即鼗)武入于汉”的说法，《周礼》中有“瞽蒙掌播鼗”的记载。宋代施德操《北窗炙輠録》曾经借用“播鼗”的场面解释古代“歌行”的含义：

　　今之播鼗者，始以一小鼓引之，《诗》所谓‘应田悬鼓’是也。既以小鼓引之，于是人声与鼓声参焉，所谓‘行’可也。既参之矣，然后鼓声大合，此在人声之中，若所谓‘歌’也。歌行引播鼗之中可见之。

　　从中可以看出，在宋代流行的“播鼗”是一种人声与打击乐相结合的表演，具有一定观赏性。先奏响小鼓，接着加入人声，交错相杂，直到人声鼓声一齐大作。可见，宋代“播鼗”的表演形式，和字面上的“手摇鼓”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也不像与后世所说的持拨浪鼓沿街叫卖那样简单，而是一种民间曲艺。

　　剧中刘娥演奏的是普通的鼓，可能因为“鼗”的形制不好把握

　　《宋史》本传中说，刘氏是被一名叫龚美的银匠“携”入京师的，这还算说得比较隐晦。到了宋人的笔记里就无所顾忌了。不少笔记都直书刘氏当时已经是龚美的妻子。因为缺钱，龚美打起了卖掉妻子的主意。正好，那时还身为襄王的宋真宗，听说蜀地的女子不仅美丽又有才情，就托请当时在王府里做事的张耆为自己物色一个女子。刘氏就这样被选中了，并且深受襄王宠爱。偏偏襄王的乳母秦国夫人是个正经严肃的人，对于此事不满意，就将此事告诉了襄王的父亲宋太宗赵光义。赵光义自然不许刘氏再留在襄王府中。刘氏便一直寄住在张耆家，一住就是十四五年。直到襄王做了皇帝，张耆才将刘氏正式献入宫中，封为美人。

　　刘氏入宫前的这一段经历，在剧中进行了较大的改编，将她丈夫由银匠改成了一个读书人，并且已经死了，“已婚”就这样改成了“丧偶”，导致宋太宗将她视为克夫的“不祥之人”，屡次拒于襄王府门外，又由此带来了种种离奇悲惨的经历。但显然，真实的故事比虚构的更让人震撼。

　　贵为临朝称制的女主，在故事的起点却是连自己的人身权都不能左右，有力者想要寻觅一个玩物，本来的丈夫卖掉了她，这才让她接近了权力。这样的故事，不须再增加什么“不祥”或“克夫”的传言，就已经在中国历代的后妃中是一个异类了。

　　刘氏身份突变，最大的受益者有两个，一个是曾经收留她的张耆，一个是她的前夫龚美。龚美改名刘美，以刘氏的义兄的身份，成了皇亲国戚，子子孙孙也成为可以出入宫廷的贵族。张耆因为曾经保护刘氏十五年，深得信赖，在刘氏垂帘听政期间，张耆一度得以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

　　除此以外，受益者里可能还要算上李宸妃的亲属。宋仁宗真正的生母，章懿后李宸妃，在《大宋宫词》电视剧中是刘后的结拜姐妹，因此得以封妃。这和民间传说中的“宫斗”关系差别很大，不过这一点倒可能不是杜撰。因为李宸妃的同胞亲兄弟李用和，是刘美从民间寻找到的。主编《新唐书》的史学家宋祁为李用和撰写行状，称李用和与刘美有“里表”，带亲戚关系，那么，李宸妃就很可能也是因为与刘家(或龚家)有亲戚关系，才成为御侍的。刘氏去世以后，宋仁宗为了弥补自己没能对生母尽孝的亏欠，不断封赏李家，甚至不惜将自己最宠爱的长女嫁给了李用和的儿子，不料婚姻不幸，酿成惨剧，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刘氏如此“发迹变泰”的故事，自然就引起了一些传说。著名的宋代八卦集《邵氏闻见录》里说：刘氏小时候，曾经跟随父亲去玉泉寺，遇到了一个擅长相面的长老。长老看见她父亲，说：“你是个大贵人啊!”看到刘氏，大惊说：“你之所以成为贵人，是因为这个女儿啊!”于是敦促她父亲带她去东京。她父亲推辞说自己家中贫穷，长老竟然赠送了她们家“中金百两”，他们才举家搬到了京城，这才有了后面被张耆选中的故事。不过这个故事里误记刘氏为宸妃(实则宸妃这个名目是后来为了册封李宸妃才设的)，又以为刘氏是跟随父亲入京的(实际上是跟随前夫)，加上这个故事模式也曾套用在别的后妃身上，很有可能是一个民间创作。但从这个民间创作里也可看出，刘氏作为平民甚至贫民女主的身份，在宋代就已经不断被人津津乐道了。

　　《宋史》中说，章献太后“祖延庆，在晋、汉间为右骁卫大将军;父通，虎捷都指挥使、嘉州刺史”，看起来并不平凡，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实则这些家世背景，是在她有了较高的身份之后，官方为了让她的出身显得不那么低微而杜撰的。这也是古代的惯例。虽然父祖的官位是假的，名字却可能是真的。“通”字在章献太后执政时期遍令全国避讳，不少“通”字因此改成了“广”字。还有一个宋朝宗室叫赵承庆，刘氏垂帘听政时，曾经派人向赵承庆透露出希望他可以改名的意思，理由就是赵承庆的名字里有一个“庆”字，犯了她的祖父的名讳。赵承庆表示：彭城郡王(刘氏的父亲刘通被追封为彭城郡王)的名讳，是天下所共讳，自己应该讳。可是彭城郡王父亲的讳，不是天下所共讳，自己不敢独讳。况且这个名是先帝赐下的，怎么能随便改掉呢?时人认为此言有节义。这段故事被记在赵承庆的神道碑上。从刘氏对待祖父名讳的认真程度来看，这个名讳可能也是可信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要求避讳自己的父亲、祖父的名字，这是皇帝级别才会有的待遇。刘后虽然一生没有称帝，但已经是实际上的女主了。

　　卷入政治斗争的平民皇后

　　在刘氏成为皇后以前，真宗朝的政治就已经是一个激烈摇摆的天平了。当时，朝中大臣分为两派，一派以寇准为首，一派以王钦若、丁谓为首，旗鼓基本相当，但对抗非常激烈。基本上，不论选哪一方的人做宰相，都会导致朝廷从人员起用，到具体事务，都发生重大的倾斜。

　　寇准为人刚直不懂变通，经常与真宗在意见上发生碰撞，但是和他同一阵营的，还有杨亿与王旦，可能还要算上较早担任宰相的李沆、向敏中等人，声势还是很大的。杨亿这个人物在《大宋宫词》中出场不多，仅仅是个龙套。其实，他是寇准一方的关键人物。在宋真宗还未即位时，他已经以“神童”的身份接近了真宗，陪伴真宗一同成长，之后长期为真宗草制。寇准与杨亿曾在宋辽战争期间相互合作，促使御驾亲征。宋真宗心里没数，派人偷看寇准与杨亿在做什么，听说他们两人聚在一起饮酒博戏，立刻安下心来。至于王旦，因为立场温和稳重，看起来像中间派，深受真宗信赖。当寇准因为得罪真宗被斥逐出京时，王旦等人留在朝中，还可以保证他们这一集团在朝中的利益。

　　少了杨亿陪伴，剧中的寇大人只能自己一个人喝酒

　　而王钦若、丁谓一方，在《大宋宫词》中是当作反派奸臣来塑造，尤其王钦若这个角色，官场失意以后，不惜亲自驯仙鹤，献天书，被塑造得有几分喜剧色彩，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今天能见到的史料上，他们也差不多是这样的形象。丁、王二人并非没有实际的政治才能，但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黑历史”实在太多了。“献天书”导致宋真宗一朝糜费大量钱财行封禅、建宫观，全国上下争相作伪，乌烟瘴气;为了打击寇准，故意散布寇准促成的“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是拿皇帝做“孤注”的传言，使寇准失去真宗的信任……这些都还只是冰山一角。他们这一方，还有曹利用、陈彭年、钱惟演等人。

　　剧中王钦若训练仙鹤献天书

　　郭皇后死后，空出来的皇后之位，成为了两方势力争夺的重点。

　　宋真宗偏爱刘氏，这件事已经不是秘密，只等一个懂他心意的大臣主动开口提议。据说有人曾经暗中找到寇准一方的杨亿，要他带头提出将刘氏立为皇后，但是杨亿没有答应。

　　不答应，最显而易见的理由，是刘氏低微的出身，还有可疑的“义兄”，和皇后的位置完全不相称。退一步说，刘氏也不是唯一的人选。当时除了刘后，还有一个备用的人选：参知政事赵安仁提议，沈妃出身相门，可以为后。

　　这时，丁谓便站了出来，率先提出要立刘氏为后。这下，寇准、王旦、向敏中等人纷纷出面反对，拼命找刘氏的不是，简直是将刘氏当成了想象中的政敌。

　　但是寇准他们错估了，真正想立刘氏的不是丁谓，而是皇帝。

　　皇帝很想否决掉赵安仁的建议，可是赵安仁的提议听起来合情合理，实在没有理由否决他。某天，皇帝问王钦若：当今大臣中，谁最堪称长者?王钦若假装夸赞说：当然是赵安仁了。皇帝问他理由。王钦若说：赵安仁曾经被前宰相沈伦赏识，常常想要报答。皇帝听完沉默不语，认定了赵安仁推荐沈妃是出于私心，于是找了借口罢了赵安仁的参知政事。

　　立刘氏为后一事遂成定局。杨亿身为知制诰，必须起草立皇后的制文。为了拒绝这个任务，他干脆称病休养，躲了过去。可见寇准一方在这件事上的态度极为决绝。

　　寇准一方的选择，直接导致他们在今后在所有的事件中，都不得不站在刘氏的对立面上。相反的，丁谓、王钦若也从此自作主张，以为刘后是他们的人了。

　　这时，两边大臣们都还只是拿刘氏当作一枚棋子。就算是皇后，也不过是女人，又是平民出身，跟真正的政事有什么关系呢?

　　谁都没想到，真宗有一天突然“不豫”了。

　　剧中宋真宗的发病状态

　　“不豫”，就像是悬在赵宋皇室头上的一个诅咒。不论皇帝，还是宗室，都有不少身患异常疾病的记载。“不豫”从字面意义上看就是“不舒服”的意思，这是一种为尊者讳的说辞，有时还会说成“风疾”，看起来是风痹一类的常见病，但就实际的表现来看，更像一种间歇性的精神病。在《公主想离婚，为何这么难?》一文中，笔者曾介绍过仁宗的“不豫”和福康公主的“病心”。和宋仁宗的“不豫”一样，宋真宗的“不豫”也差点闹出惊天动地的事件。《涑水纪闻》记载，真宗有次突然控诉说：“昨天晚上，刘皇后让所有人都出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宫里!”

　　旁边的人心里知道皇帝又在胡言乱语，但不敢答话，只有李迪很冷静地回答说：“真是这样，为何当时没有依法惩处呢?”

　　真宗想了好一阵子，忽然回过神来，说：“没有这件事。”

　　李迪在政治上与寇准较为亲近，这样回答，不排除想借机扳倒刘后的意思。这回答自然也传进了刘后的耳朵里，刘后就知道这些大臣仍然将自己视为敌人。

　　从真宗“不豫”开始，刘后开始逐渐参与朝政。这让寇准一方感到有必要将她连根拔起。

　　天禧末年，宋真宗病得越来越重，寇准一方从太监周怀政处察觉宋真宗对刘后对于政治的控制有所不满，便觉得时机成熟，有必要行动了。

　　他们的计划是废去刘后，使仁宗“太子监国”，将真宗奉为太上皇，诛杀丁谓、曹利用。连需要用到的诏书，都已经让杨亿写好，准备行动了。

　　但是这个密谋传入了丁谓的耳朵里，据说是因为寇准醉酒，说漏了嘴。丁谓连夜找到曹利用，商量对策。第二天，曹利用入宫，将寇准的谋划原原本本告诉了刘后。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在关键时刻，宋真宗表示自己不记得曾经向寇准提过太子监国的事，寇准就这样罢了相。宋真宗逝世以后，寇准再次被贬，死在了雷州。

　　寇准贬死，此事影响非常大，导致有人将这件事与武则天诛杀上官仪相提并论。

　　但是，倘若从刘氏的立场来看，她这样做也是一种自卫的手段。何况寇准一方的主张，其实也没有太多道理：宋真宗死时，宋仁宗也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如何“监国”?那些大臣却可以凭借“拥立之功”，把持权力。

　　总而言之，这一回合与寇准的争斗，不是刘后主动挑起的。但是她赢了。

　　但大臣们似乎还没有明白赢的人是谁。他们还以为是丁谓赢了。

　　太聪明、不好骗、会赏也会罚

　　丁谓也以为是自己赢了。他当了宰相，曹利用当了枢密使，可以说是位极人臣。

　　这时真宗也死了，或者说“上仙”了。

　　“大行”这个说法在宋代不太准确

　　剧中称为“大行”，这是略有不妥的。虽然其他朝代确实有用“大行”指代皇帝之死，但在宋代这种说法不太使用，只保留了“大行皇帝”的说法，作为皇帝刚死未定谥时的代称，表示皇帝“有大德行”。

　　真宗遗诏，让刘氏“权听军国事”，但丁谓、曹利用都不想多此一举，于是不让刘氏听政，只单独去和她汇报工作。这样一来，刘氏无从得知其他大臣的意见，也就无从参政，等于是个摆设。这时，晏殊给了一个“垂帘听政”的主意，让刘氏可以隔着一道帘子，同时听取多个大臣的意见。

　　这个主意显然非常符合刘氏的心意。刘氏不仅为晏殊升了官，让他做右谏议大夫兼翰林侍读学士，还以他是皇帝在东宫时的旧臣的名义，给了他“给事中”这个寄禄官，享受正四品待遇。

　　除此之外，还额外有一个“景灵宫副使”的祠禄官，每月什么实际事务都不用做，就可以领一笔巨额奖金，还有巨额的公使钱。这可以说是相当优待。很显然，刘氏这么做，是打算从晏殊开始，绕开丁谓的权力，搭建忠心于自己的官员队伍。

　　刘氏的垂帘听政时期就这样开始了。

　　有一天，她热泪盈眶地向大臣们说：“国家如此多灾多难，如果不是因为各位宰执同心协力，也不会有今天。如今真宗皇帝的葬礼已经完毕，皇亲、外戚都有推恩封赠，但大臣的亲戚们还没得到恩泽，你们把子孙亲戚的姓名都呈报上来，也就可以特事特办，封赏提拔了。”

　　她弱者的姿态，让大臣们信以为真，就真的将自己子孙亲戚的姓名都呈报奏闻。刘后得到了他们的亲戚名册，就将这些制成图表，贴在自己寝殿壁间。如果奏呈中写了用人相关的请求，刘后就先对着图表看一看，不是宰相、枢密的亲戚，才答应任用。借助这种方法，宰相、枢密的权力没有进一步扩大。

　　但是，丁谓在朝堂上已经说一不二，其他大臣很少有进言的机会。就算手上有丁谓的把柄，终究还是需要单独面见太后汇报，才能将丁谓扳倒。但丁谓是不会给其他人单独与太后见面的机会的，其他的大臣也就灰了心，丁谓在宰相的位置上稳如泰山。

　　既然已经大权独揽，丁谓也就渐渐放送了警惕。有一天，一件事引起了丁谓的注意：当时的副相王曾，面见太后时，总是愁眉苦脸的。

　　丁谓好奇，问他有什么心事。王曾很不好意思地说：是一件私事。他说他自己从小跟姐姐相依为命，姐姐有个儿子，不成器，在青州服役，每天都很苦。姐姐希望他可以为外甥讨一个恩典。

　　丁谓说：这有什么难?你和太后说啊。王曾坚称这种事情太丢人了，实在是说不出口。照样唉声叹气。

　　丁谓催促了几次，王曾还是一味退缩。丁谓在心里就有些烦了，便亲自跟太后打了报告，又告诉王曾，可以直接面见太后商量此事。王曾却还是继续推托。

　　但是就好像有感应似地，太后主动留下了王曾，说要与他商量他家里的事，让丁谓等在外面。

　　王曾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单独和太后见面的机会，但他当然不是来为外甥求前程的。他立刻将丁谓在真宗陵寝工程当中勾结内臣犯下的错误悉数向太后一口气汇报，并说丁谓诡计多端，马上就会设法应对，所以必须迅速行动。

　　这一刻，王曾等待了很久，太后又何尝不是?

　　丁谓见王曾迟迟不出，顿觉不妙。又见到太后忽然宣召两府大臣，唯独不叫自己，越发感到祸事临头，立刻恳求自己的亲信冯拯和亲家钱惟演帮忙。事后冯拯果然替他开解了几句，而钱惟演则拼命和丁谓撇清关系。丁谓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也从此一落千丈，最后被远贬到崖州，也就是今天的三亚一带。

　　刘后统治下的群臣对她的评价，从她的谥号中就可以看出。

　　在她以前，宋代皇后的谥号都只是两个字。因为她曾经垂帘听政，尊贵异常，才特别增加了两个字。此后成了惯例，凡是曾经垂帘听政过的皇后，谥号都是四个字。

　　“章献明肃”这个谥号最初是“庄献明肃”，“章”是庆历四年时，为了让宋真宗的皇后谥号与帝谥保持一致，统一改的。但不论第一个字是“庄”还是“章”，都无关紧要，因为“庄”也是从宋真宗为自己未即位时就已亡故的正妻潘氏起的谥号“庄怀”中来的，与刘氏无关。真正代表对刘后的评价的，还是“献明肃”三字。

　　选这三个字，是因为“聪明睿智曰献，无幽不察曰明，威德克就曰肃”。“威德克就”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可能不太好理解，威代表刑罚，德代表恩赏。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太聪明，不好骗，赏起来吓人，罚起来更吓人。

　　个中滋味，寇准和丁谓恐怕是最明白的了。

　　寂寞身后事

　　先借助丁谓排除了寇准，又借助王曾扳倒了丁谓。刘氏就这样从大臣眼中的棋子，变成了下棋的人。

　　刘氏擅长的又不仅是权力斗争。仁宗朝时不少有名的大臣是她选出来的，比如宋庠宋祁兄弟“双状元”，就是她一手造就。传说中最早的纸币“官交子”，也是受到她的支持，在她的故乡益州作为试点得以使用的。

　　宋真宗朝重视天书符瑞的风气，在刘氏手上一扫而空。她同意了王曾的提案，将天书瑞物随真宗一起埋葬。宋真宗曾经大兴土木，造玉清昭应宫，一日突然发生火灾，烧得只剩下东北角一二小殿。礼部侍郎范雍说：“先朝穷极人力物力才建造了这宫观，突然烧成了灰，也许是天意想让它们跟着先帝一起走吧!如果留着它，就会想要重建，百姓会不堪重负。倒不如全烧掉的好。”这可以说是极为大胆的发言。但刘氏见群臣附和，就接受了众人的提案。在刘氏执政的后期，不少新生代大臣如范仲淹等锐意进取，呼吁让太后还政天子，刘氏也从未对他们采取极端的行动。

　　也许君主不需要什么都懂，但必须懂得听从正确的意见，在这一点上，刘氏或许做得还不错。

　　她的能力和才干，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作为一个孤女，又被丈夫亲手贩卖，大概这些世间冷暖，让她知道了一些求生的智慧，懂得了如何抓住机会。但只有这些还远远不够。据说，在张耆府幽居的十五年间，她始终没有放弃读书作文，增长见识，这才使得她成长为一个“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的人，在宋真宗久病不起时为政事做决断，在真宗死后代为掌握帝国的权柄。

　　刘氏垂帘听政长达十一年，直到崩逝，才还政给宋仁宗。当时宋仁宗二十四岁，已经成人好几年了。

　　在这之前，先后有数人希望刘氏可以效法武则天，包括上书、献《武后临朝图》、鼓动追封刘氏祖先等等，暗示她可以成为真正的女皇帝。另一边，吕夷简、王曾、薛奎等大臣也总是不断找机会反复提醒她，让她不可对皇权有非分之想。

　　刘氏很可能也动摇过。她曾经身穿龙袍参加册封大典。她还问臣子：“武曌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说说看啊?”但是她始终没有走最后这一步。

　　熟悉经史的她大概也想过，吕雉、武曌悉心培植了自己的亲族，尚且落得凄凉的晚景，而她从一开始就只是一个孤女，哥哥是假的，儿子也是收养的。想要称帝，谁会支持她?谁又能接她的班呢?但为什么刘氏迟迟不肯还政天子，这又是个谜。也许权力拿得久了，又拿得很顺手，成了习惯，就不想放下了。

　　剧中晚年刘娥

　　刘氏的执政并非无可挑剔。和许多帝王一样，她也任用宦官。她的族人还在她执政期间惹出过祸端。加上她“威德克就”的风格，在朝中树敌不少。只是这些非议都不足以动摇她的权力。等她死后，许多被掩盖的真相一下子大肆传扬起来。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宋仁宗的生母另有其人的秘密。另一件大事就是寇准的冤案。杨亿临死前，将当时起草的诏书交托李遵勉保存，李遵勉这时将诏书交给仁宗，寇准、杨亿等人得以平反。曾经被刘氏贬谪的大臣，纷纷被召还，已经死去的陆续恢复了名誉。曾经被刘氏倚重的王曾、张耆、吕夷简等，纷纷遭到屏退。

　　这时，不少大臣似乎认定，长期在刘氏威压下，皇帝一定过得非常憋屈，纷纷拿出刘氏执政时期的往事来“追诋”她，仿佛在彰显对皇帝的忠诚。直到仁宗亲自说：“这是朕所不忍听的。”并颁布诏书，才让流言有所收敛，维持住了母慈子孝的印象。刘氏的子孙也保住了荣华，可以继续出入宫廷。

　　但这些都与刘氏无关了。

　　历来的戏曲、传奇、小说中，章献太后刘氏的形象大多不是很好，总是一个奸诈后妃的形象。历史上曾经执掌权力的女性，总是免不了蒙受污名。《大宋宫词》有着试图改变这些印象的野心，试图凸显一种女性的立场，偏偏又有些不得其法。再加上剧情、人物方面的种种限制，章献太后刘氏颇富戏剧化的政治生涯与人生遭际都没有得到完整的呈现。总体来说，是让人有些遗憾的。幸好剧中对辽萧太后、郭皇后和原创人物潘妃这些次要女性角色的刻画，还是带来了一些新鲜感。

　　剧中的萧太后

　　几乎所有后宫题材的连续剧，都喜欢念叨一句话：“后宫不得干政”。然而这句话到了北宋可能就行不通了。北宋的后宫一直在干政。从章献刘皇后开始，仁宗曹皇后、英宗高皇后、神宗向皇后，还有南下杭州的哲宗孟皇后，都有过垂帘听政的经历，她们的垂帘听政全都受到大臣的支持和认可。

　　在北宋士大夫的观念中，后妃不仅是皇帝的妻子，也是辅弼。后妃与皇帝在政治上的交流，经常会影响大臣的进退，有些成为美谈，有些则因为和大臣的政见不一致，受到大臣的排挤(例如吕夷简唆使宋仁宗废去郭皇后，是因为郭皇后曾提醒仁宗吕夷简是太后亲信，导致吕夷简罢相)。垂帘听政更是为女子参政提供了一条合法的途径，一旦皇后成为皇太后，就有机会以皇帝母亲的身份，直接插手政务。皇太后参与政治是为了保证权力的平稳过度，但有时她们的党派立场和执政方针会与先皇帝有所不同，这也会为弊政的革除提供机会。

　　但是，作为太后的女性对于政治的参与，还是受到皇权的制约的。她们拥有权力，是因为皇权需要利用她们延续自己。可能正是因为章献太后刘氏出身微寒，一无所有，宋真宗及其大臣才放心将无上的权力交给她。她让宋代的男性大臣们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女性统治者的魄力，这种魄力让他们感到不安，感到威胁，乃至严防死守，百般诋毁。这让她在整个宋代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成了一个特殊的人物。也许某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她的更好的改编故事。

　　(作者系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