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5谋杀案》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影片。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它是一部推理影片。但这部影片更时髦的地方，比如它与外国的《尼罗河上的惨案》、《人证》等推理影片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同时还具有英雄悲剧的性质……一般侦探推理片重情节跌宕曲折的离奇，从审美角度讲，它的作者与观赏者都强调其轻松娱乐的价值;而英雄悲剧片则重人物性格的肃穆庄重的刻画，其审美价值偏重在引人深思的教育认识方面。我倒觉得这部影片的编导是一个新的艺术体裁形式的发明家。他把这两者如此有机地熔于一炉，可以说是创造了我国第一部推理悲剧片。

　　——范达明：“从谋杀案推理出政治黑幕——试论《405谋杀案》情节从推理性到悲剧性的有机转换”(写于1980年)

　　电影《405谋杀案》宣传海报

　　故事发生在1976年的上半年，女孩丁娟在去见自己的男友李良的时候，发现李良在家中死于非命。现场留下了一个玻璃杯，上面有一个指纹，同时李良的笔记本上写有这样一句话：“阿三，我决不会放过你!”东海市公安局侦查员陈明辉和钱凯负责调查此案。经过比对指纹之后，东海市电视台的方明山被指控为最大嫌疑人。可是随着案件进一步调查，陈明辉和钱凯发现这个案子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一系列奇怪的事件发生：死者伤口上发现了相思鸟的羽毛，有关专家说这种鸟只在黄山出没，可是方明山却从来都没有去过黄山;陈明辉在黄山调查结束准备回到东海的时候，莫名其妙就遭到了袭击，他不得不跳上一辆卡车才得以逃脱;方明山被捕入狱后，局长徐亦斌告诉陈明辉和钱凯要他们就此将案件转交，不要继续追查。钱凯意识到调查走向和领导态度的不对劲，提醒陈明辉不要再继续，而陈明辉却发现，方明山在小黑屋中被人严刑拷打，并且方明山就是战争时期自己做卧底时曾经搭救过的同志。最终陈明辉选择再次营救被陷害的方明山，后又自首。而方明山是否将材料成功递交，影片并未交代，陈明辉也前途未卜。

　　没有光明，也没有正义，更没有方明山和陈明辉在狱中反复对的暗号“战斗!——自由!”。整个电影以轻喜剧的基调开头，但是随着案件的复杂深入，逐渐笼罩在一团浓浓的黑雾里面，并在这团黑雾里走向尾声。

　　电影《405谋杀案》剧照 (1980)

　　虽然电影上映在1980年，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电影设定的背景：1976年上半年的东海市。在片中有足够的指涉，证明东海市其实就是上海市，例如电影里出现的“海派”等词汇，以及“橡皮鱼阿三”一伙人窝在小阁楼里聚众赌博等等情节，都暗暗指向上海。而1976年上半年的上海这么具体的时间地点，其实已经暗含了大量的政治隐喻。

　　“文革”后期，密谋反革命政变集团以摧枯拉朽之势加紧了夺取政权的一系列活动，电影中作为执法机关的东海市公安局就是其中一股势力。东海市的民兵队伍，实则是反革命集团的爪牙，为了篡权夺位而组织建立“第二武装”，方明山正是发现了这一阴谋，才遭到了以命抵命的迫害，方明山被关在小黑屋里严刑拷打，公安局高层企图从他嘴里敲出举报材料的去向，失败后索性想要直接将其枪杀了事。

　　电影《405谋杀案》剧照(1980)

　　影片题材敏感，背景特殊，但是影片上映之时正值后“文革”时代，虽然全国上下沉浸在一种反思的浪潮中，但是在文艺界中极左势力的掣肘情况还是相当严重的，仍旧有相当一部分人坚信，搞文艺、文学创作，是一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

　　于是，在这种隐晦而短暂的思想争鸣里，《405谋杀案》以戴着镣铐起舞的姿态，进行了一场大胆而独辟蹊径的电影实验。

　　电影《405谋杀案》剧照(1980)

　　影片拍摄于1979年，在本土前文无可借鉴的情况下，《405谋杀案》在表现手法上吸纳了大量好莱坞电影以及日本六七十年代电影的特征与桥段。格斗场面激烈，剪辑紧凑，配乐与《追捕》十分相像。同时叙事手法也符合一个传统推理片的套路：故事从一个简单的谋杀案开始，将观众带入两个侦查员的视角，让其自然而然地关注案件本身，不会怀疑权力机关内部的力量角逐。

　　进而层层推进，大有风起于青萍之末之感，引出来公安局高层官员的心怀不轨。后半段矛盾逐渐清晰，遂转入英雄电影的路径，陈明辉和方明山以二人之力挑战整个权力机构，誓死捍卫真理与党的纯洁性，赚足当时观众的共情心理，也保留了批判与反思不应矫枉过正的态度。

　　当然，《405谋杀案》绝不是一部成熟的政治惊悚片。客观上讲，它保留了强烈的时代特征，例如许多如今看来略有尴尬的时代台词，虽然复杂但是过分伟光正的主人公角色设定等等。而从电影本身来看，前后的风格迥异，但是转折突兀，无论是陈明辉从黄山回来的情节，还是方明山的口述，都有些生硬地想将观众的注意力直接转移到这背后深藏的政治秘密上来，明明可以慢慢渗透，渲染氛围，如此一来，太过刻意地转换语境便弱化了惊悚的效果。

　　但是放置于时代背景，整体来看，这依旧是一部瑕不掩瑜的作品，一些细节设计得尤为巧妙：片头演职员表的背景是一张张的案发现场照片，与电影的主要情节形成了呼应;从勘探等情节可以明显看出，陈明辉是那个更为老练细心的侦查员，徐局长却在一开始指明要让年轻识时务的钱凯来做调查组的组长，个中的暗示不言而喻;包括巧妙的镜头转换——火车上陈钱二人抽着烟，镜头聚焦到烟牌子上，写着“黄山”二字，下一个镜头直接切换到二人到达黄山等等。虽然其中不乏借鉴西方电影的手段，但是能够和本土语境和故事结合，也不失为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实验。

　　1976年的上海

　　《405谋杀案》显然不是一部在如今的电影生态环境下能够得以公映的电影，但是却有着跨时代的启发意义，最难得的是电影想要传达的观念，并没有落入俗套。它将观众带到一个更为广泛层面上的思考：最后陈明辉与方明山堵上前途性命所做的努力究竟有没有换来一个光明的未来，而相信正义与自由究竟有没有现实意义?

　　或许这背后反映的是主创人员在后“文革”时代陷入一种不知该相信什么的心态，又或许在这种迷茫和彷徨中，电影还是充满乐观地反复强调：“一切都会过去，惟有真理永存!”但是站在当今的时代角度再看这句话，更像是一种不可靠的叙事手法。一切的确都会过去，可是留存下来的究竟是不是真理，真理又该如何定义，我们却难以把握。

　　相信《405谋杀案》的拍摄初衷，是为了纪念在那一段混乱的历史中，仍旧怀揣着本心，行正义之事的人们。但是影片结尾却含沙射影：历史，从来都只有史观，没有史实——你可以决定如何去看待一段历史记述，却永远都无法掀开历史的春秋笔法，探寻所谓真实。

　　电影《405谋杀案》剧照(1980)

　　约翰·密尔(John Mill)在《论自由》(On Liberty)里说：“任何一个时代行使自由的程度有多大，该时代值得后代关注的程度就有多大。”若作如此论，中国最值得关切的时代无疑是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和民国思想的万象争春。然而时代无关于好坏，就像电影，文学，本就没有一个定论，过度的自由会导致混乱，但是万马齐喑也绝不是良性的状态，于是我们需要寻求的是一个允许自由的机制，在一定的监管与竞争之下实现众声喧哗，允许质疑，也允许反驳质疑，允许权威，也允许挑战权威。

　　蒙受生灵不愿臣服的嘲弄

　　直到挨饿的天地沦为垃圾

　　——贝克特《秃鹫》

　　题图：电影《405谋杀案》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