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斯通（alan stone)不是哈佛普通教授，而是哈佛“行政、传播、公共关系”方面的副校长，之前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公共事物方面的副校长。克林顿当总统时，他曾进入白宫服务，是克林顿的首席撰稿人，克林顿在北大的演讲和总统就职演说，相传出于他手。

　　　　　　阿兰律师出身，是一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担任多个委员会职务，也是一位文学艺术修养很高的知识分子，在科学教育方面也有不少论述。算是美国传媒都很难约稿的大牌。不过他曾经在《波士顿评论》上发表数万字长文，评论张艺谋的第一部爱情片《我的父亲母亲》，从思想到艺术给予全面评价，该文也是艺术和传播学专业研究生指定参考读物。。

　　　　　　《我的父亲母亲》是张艺谋向已故父亲的致敬之作，张艺谋父亲三兄弟，都是黄埔军校毕业。大伯参加了整个抗日战争，后来去了台湾。三叔毕业后，国民党已经处于溃退前夜，由于口出怨言，被国军枪毙。父亲是黄埔军校辎重科毕业，解放前是国民党军少校，由于这段历史。解放后长期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下乡改造，也因此长期担任无薪水的乡村教师，和农民土地结下了深厚友谊。张艺谋自己也曾经是上山下乡知青，所以他的电影他的镜头不少关注农民，关注农村，表达对土地和生存在那里人们的热爱。

　　　　　　和电影不同，张艺谋母亲并非村姑，而是医生，他的舅舅是大学教授，母亲应该也是大家出身。他父母的真实爱情，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历经贫困饥饿病患（张的弟弟是聋哑人）的考验，相信和电影里的故事一样感人。

　　　　　　解读这个评论，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有空上来写点。如果有愿意帮忙的，非常感谢。全文地址：

　　阿兰这篇文章是2001年写就的，那时他刚担任哈佛大学副校长不久，还在法学院兼任教授，可谓百忙之中仍然以极大热情关注张艺谋的电影。这篇文章在哈佛也有点拨乱反正的味道，把哈佛早期主要由华裔学者和中国访问学者在张艺谋电影上政治话题的争吵，引导在关注张艺谋电影的艺术贡献上。

　　张艺谋的电影，从87年的《红高粱》到《幸福时光》，基本上是在美国艺术院线上映，只有后来的《英雄》《十面埋伏》才进入商业院线大规模放映。艺术院线大都集中在美国各大城市，大学城附近，观众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大学生研究生等，虽然这些艺术电影的票房都不算高，平均200万左右，每部影片大约40万观众，社会关注不高。但是对美国主流阶层仍然有一定影响力。电影理论人士和专业影评人员从90年代后期开始高度关注张艺谋的电影，试图理解剖析这位中国导演极具个性的电影美学和审美特征。

　　阿兰这篇评论题为“张艺谋长长的家乡路”（《我的父亲母亲》英文名《家乡路》（THE ROAD HOME）），主要评论张艺谋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也介绍了张艺谋作品和创作的方方面面。除了后来的三部作品《幸福时光》《英雄》《十面埋伏》，以及没有在美发行的《代号美洲豹》《有话好好说》，基本都有所评述。

　　阿兰副标题是“中国首席导演个性美学的奥德赛式悲剧”。

　　奥德赛式悲剧或曰古希腊式的悲剧，和东方文化理解的悲剧是相当不同的概念。古希腊式的悲剧表现的重心不是悲惨甚至悲切，而是严肃含蓄，通过激发观众的怜悯恐惧促使观众达到对自身情绪的反省和净化。希腊悲剧的表演核心不在叙述，而在行为动作的“模拟”，以此来表达人物的性格。

　　东方式的悲剧特别是中国式的悲剧，喜欢以极端的情节语言来渲染悲惨或悲切。在革命文艺中，这种强烈的渲染成为宣传工具的一部分。比如早期GCD军队看了《白毛女》，奔赴前线作战。文革时看完《春苗》，带着对走资派的愤怒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文革后看《天云山传奇》，为文革中被迫害的知识分子掬一捧泪。这种中国式悲剧后来在《霸王别姬》得到另一种延续：砍手指，打儿童屁股，自刎。也许在《夜宴》里面达到极致：据说10多位主要角色，最后一股脑在河边自刎，惨像横生，达到第一次拍悲剧的冯小刚认为的煽情高峰。

　　这么说吧，希腊式悲剧让你感动之余顶多鼻子酸楚，更多是思索感叹回味，和自己的人生形成映照。中国式的悲剧一般你需要带两条手绢抹泪擦鼻涕，遇到象《无极》这样悲惨场面多的电影，感情丰富的女同胞也许在黑袍人自焚就用完了手绢。等大将军和北公爵去世时只好上洗手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