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这种与文明共生、然而在本质上却又与文明相左的怪物，历来就是各类文艺作品写不尽的主题。电影出现之后，人们获得了一种真实再现战争宏伟图景的全新手段，同时也利用它来表达对战争的思索。

　　一般来说，表现1900年以前的战争的电影，可以称之为古装战争片或曰历史战争片。这一类影片的重点，往往在于重现历史上的重大战役，歌颂那些叱咤风云的伟人或英勇反抗侵略与压迫的人民，如《斯巴达克斯》、《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争与和平》、《滑铁卢战役》、《天与地》（日本）、《甲午风云》、《勇敢的心》等等。这一类影片大多追求宏大叙事，很少从个人的细部角度着眼。而我们今天要重点讨论的，则是以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战争为题材的电影。20世纪动荡不安的历史为战争片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同时，又由于这些战争离我们的年代很近，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直接影响，这就更促使电影艺术家们去深入思考战争中的许多问题，如人与战争的关系、脆弱的生命个体在战争中的命运等等，从而给战争片中注入许多人文关怀的成分。

　　比较早的具有反思精神的战争电影，是根据德国作家雷马克同名小说改编的美国电影《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1930)。它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几名德国士兵的遭遇，揭穿了宣传机器用“爱国”口号欺骗青年做炮灰的谎言。但是在当时，这样的电影还不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的战争电影，就都以宣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为旨归，直接为战争服务了。直到战争结束后的十年之内，这个情况都没有基本改变。50年代中后期，这个转变首先在苏联发生了。

　　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就是世界文学的重镇，其人道主义精神非常强烈。但是在斯大林时代，这种精神遭到了很大的压抑。当时的一些战争电影如《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第三次打击》等等，都是鼓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宣扬苏军的不可战胜。1956年苏共20大后，文艺政策放宽了，出现了一批风格清新的影片，人道主义精神重放光彩。在战争片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的，是著名导演丘赫莱依。他于1956年根据鲍•拉甫列涅夫的同名小说拍摄了《第四十一》，写国内战争的年代，红军女战士与其俘获的白匪中尉在遭遇海难后漂到孤岛上，结果相爱了。一天，来了一艘白匪的小船，中尉狂喜地向小船奔去，玛留特卡劝阻不住，就举枪打死了他，然后又站在海水中抱着他的尸体哭了起来。在这里，人性（通过爱情来体现）与阶级性（敌我矛盾）难以调和，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悲剧。

　　从题材上来说，苏联的战争电影最多的还是取材于卫国战争。丘赫莱依的另外一部杰作《士兵之歌》（1959），写了卫国战争中一个普通士兵阿辽沙在因战功获得的六天探亲假期中的遭遇，反映出了苏联前线和后方生活的各个横断面。其中既有令人激动和温暖的真挚的友情和爱情，也没有回避种种阴暗面。影片展示出战争对普通人幸福生活的毁灭，散落在散文式结构框架中的一个个诗意的画面，却折射着深沉的悲剧色彩。罗斯托茨基根据瓦西里耶夫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72）只是表现了一场小战斗，五个正值韶龄的女兵为保卫祖国献出了生命。影片采用独特的蒙太奇手法，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穿插女战士们战前梦幻般的爱情和生活，用朴实的黑白表现战争的残酷，用柔美的彩色高调来表现女兵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样，产生出强烈的反差，表达了对美丽生命过早凋谢的惋惜，和对摧残生命的罪恶战争的控诉。除此之外，还有《雁南飞》（1957）、《一个人的遭遇》（1959）、《伊凡的童年》（1962）等一系列非常优秀的作品。这些影片尊重事实，不虚饰，不唱高调，从人道主义的立场谴责不义的战争，表现残酷的战争与人类幸福的对立，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但是，勃列日涅夫掌权后，重新收紧了宣传尺度，探讨真实人性的创作不再被允许。由于冷战进入高潮，战争片被用来宣示国力，激起爱国热情。尤里•奥泽洛夫的二战全景系列电影《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解放》、《莫斯科保卫战》也就应运而生了。这几部电影由政府、军队给予巨大的支持，所以拍得波澜壮阔，气势如虹，在场面上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但是内容却不免空虚，对战争强加于个人的不幸不再关注。苏联战争电影中的人道关怀，终究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美国的好莱坞，从来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生产基地，也产生出了许多优秀的战争电影。如同苏联一样，美国也拍出了许多宏大叙事的史诗性的电影，如《最长的一天》（The Longest Day，1962）、《坦克大决战》（Battle of the Bulge，1965）、《巴顿将军》（Patton，1970）、《虎！虎！虎！》（Tora！Tora！Tora！ 1970年美日合拍）、《中途岛战役》（Midway，1976）、《遥远的桥》（A Bridge Too Far，1977年美英合拍）等。这些电影与那些古装历史战争片的性质差不多，以表现历史或英雄主义为主。而与这些大制作同时出现的，也有许多富于理性思考的作品。

　　1957年，著名英国导演大卫•里恩拍出了《桂河大桥》(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一片。这部充满着幽默和反讽的影片，以二战时被日本俘虏的一群英军为主人公，表现了军人对个人生死、民族利益和军人荣誉这三者的价值取舍的混乱。影坛奇才库布里克的《奇爱博士》(Dr.Strangelove，1964)是一部寓言式的黑色幽默影片。影片中，美国一个狂人将军向B－52战略轰炸机部队发出了向苏联发动全面核打击的命令。最后，美军的牛仔式的轰炸机机长骑在氢弹上大声吆喝着落向苏联目标，核战爆发，世界毁灭。这是比较早地表达对核战争导致人类毁灭的担心的电影，在似乎是玩世不恭的表面叙事下，充满了对人类命运的关心，蕴藏了深刻的忧患意识。罗伯特•奥尔特曼的《陆军野战医院》（M.A.S.H.，1970）则用爆笑喜剧的形式，辛辣地嘲笑了朝鲜战争，鲜明地表达了反战的立场。

　　60－70年代的越战给那一代美国人留下的伤痕是很深的，越战结束后，大批优秀的反战电影纷纷涌现。

　　弗朗西斯•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1979）是越战片的第一经典名作。美军上尉威拉德受命去寻找脱离了美军的科茨上校，他几乎横穿了整个越南战场，目睹了美军种种疯狂的暴行，心灵深受震憾。威拉德最后找到并杀死了在土著部落中自立为王的疯狂的科茨，却发现自己成为了第二个科茨。影片用一种近乎荒诞的手法，深刻揭示了人在战争中的异化，具有一种强大的讽刺力量。

　　曾经亲身在越南战场呆过一年的导演奥立弗•斯通凭两部越战片青史留名。《野战排》（Platoon，1986）描写了美军中的人道主义者和滥杀无辜的狂人之间，由理念上的矛盾最后发展为战友之间自相残杀，深刻反省了战争对人性的异化。《生逢7月4日》(Born on the Fourth of July，1989)，说的是一个美国青年朗•柯维克在总统充满了战争狂热的演说的煽动下参军到了越南，结果在战斗中不但误伤同伴，自己也中弹负伤，腰部以下瘫痪。回国后，朗终于逐渐认清了战争谎言背后的残酷现实，毅然投入了反战运动。这部影片反映了美国那一代年轻人对战争的认识历程，气氛悲凉，令人痛彻骨髓。

　　此外，还有不少一流的越战片，如西米诺的《猎鹿人》（The Deer Hunter，1978）、库布里克的《全金属外壳》（Full Metal Jacket，1987）等，就不一一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