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纱》的爱情叙事与倾城之恋

　　约翰·卡兰导演的《面纱》精致得让人不忍去看第二遍。它具备爱情史诗所召唤的所有元素：偶然、一见钟情、背叛和偷情、深渊般的裂痕、忽如其来的灾难、顿悟、生殖、死亡、永恒——它们被调节到怎样的密度，决定了一部电影的品质之优劣。《面纱》所调和的色泽，就像作为影片背景的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小镇的青山绿水，无须雕饰，淡妆浓抹总相宜。虽然是赚人眼泪的悲剧，却悬浮在“哀而不伤”的高超境界。这可能是因为，电影剧本来自二十世纪伟大的小说家毛姆，英国人的审慎气质冲淡了他们所观察的事件的残忍性，虽然毛姆的批评者认为，他是出了名的冷酷：“毛姆解析了没有情感的情感，他毫不同情地操纵着一个在他眼中没有怜悯的世界。事实上，他的清晰而艰难的解决之道使任何主题都变得微不足道。”——但是，无论小说或电影（两者略有差异，后者更阳光一些），都在呈现作者悲天悯人的一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毛姆不够冷酷，那么《面纱》的悲剧就难以产生让人心充满冰渣子的效应；如果毛姆不够悲悯，那么爱情的霍乱将永无终结之日，受病毒感染的费恩死不瞑目，吉蒂踏不上回归责任伦理的道路，毛姆更逃不脱类似的指责：“如果伟大的艺术必须要有一种内在的善意，那么毛姆的作品便不是伟大的艺术，而他也只是一个平庸的作家。”

　　所幸的是，毛姆，以及《面纱》，都拥有“一种内在的善意”。还包括与吉蒂偷情的英国外交官查理，弥勒佛一样道貌岸然的地方军阀，那一群盲目排外的中国热血青年，根据电影的善恶分类，他们大致属于恶人一方，可他们相对的恶，并不太令人反感，反而能博得同情或者滑稽的气息（如督军肥头大耳的腐败相之设置即出于喜剧化的考虑）。一个兵荒马乱、灾异横生的世道，加上语言交流的隔阂（两个英国人在中国），家庭纽带的破裂（按小说，吉蒂是为了逃避家庭的压力才嫁给沉默寡言、生性呆板的细菌学家费恩，电影并没有对此浓墨重彩，仅仅表现出吉蒂与母亲之间的对抗），爱情伦理的流失（前半段，吉蒂尝试着去爱自己的丈夫，却一再失败，因此她只好红杏出墙，寻求私情的安抚；而费恩对吉蒂，却从诚挚的深爱滑向漠然相对——不过我觉得，他爱她，在任何时段，从未改变），正好遭遇了一场与死亡直接挂号的瘟疫，若是缺乏对人类、对大地的“内在的善意”维系着生活，那么这个“世界的午夜”是否还值得毛姆去书写，我们去观赏？

　　但这篇评论的重点不是对“内在的善意”的赞美，恰恰相反，我将退回毛姆饱受非议的冷酷立场，祈望打开《面纱》之爱情叙事的秘密。仍然需要对电影情节做一轮简单的复述：费恩与吉蒂，一对夫妻，他们的结合似乎正符合英国社会流行的功利主义观念，对女方而言尤其如此。可新组建的二人世界不是福地，而是枷锁，她试图通过出轨找回爱情的密码。结果显示，密码错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昨夜还信誓旦旦的情人，转脸便拒绝了她作为救命稻草的结婚哀求，所以这个弱女子只好接受丈夫煞费苦心的安排，去中国内陆的一个小镇救援，那里爆发了大规模的霍乱。费恩毅然赴险，一方面是基于以科学为天职的献身精神，另一方面，或许夹杂着对婚姻的厌倦、失落感、以及自我放逐、自我惩治的心思。然而，正是在危急存亡的重灾区，每一刻都面临着死神的考验，渐行渐远的他们再度携手，完成了爱情的救赎——霍乱是生命的毒药，却是爱情的催化剂，最终，两者都得以生效，费恩找回了爱情，却丢失了生命；吉蒂找回了爱情，却丢失了费恩。她生下的孩子，血缘属于前情人。她丧失了与爱人的一切关联，除了姓名，除了灵魂。

　　《面纱》的故事是否有一点平淡老套？想一想《日瓦戈医生》、《英国病人》、《泰坦尼克号》、《倾城之恋》等经久流传的爱情史诗，近距离而低一个档位的还有《云水谣》与《通天塔》，本质上，它们的叙事逻辑融汇成同一条河流：用一场灾难（一次意外的枪击，一宗政治案件的爆发，一艘豪华巨轮的沉没，一座时尚城池的沦陷，愈悲惨、愈壮观，愈美丽，愈突兀，愈能激起荡气回肠的声响），成全一桩爱情。最好，灾难的宏大与爱情的渺小恰恰成反比，反差愈剧烈，愈能增加爱情的分量，几乎需要一场战争的千里血长流、一座城市的轰然倒塌来挽回；最好，在倾国倾城之前，两个人的情感出现了亟亟可危的裂缝，徘徊于崩溃的边缘，或者干脆就漠不相识，风暴过后，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样更容易衬托爱情的珍奇；最好，相爱的两个人，都不是什么英雄豪杰，旷世佳人，而是如草芥一样卑贱的凡夫俗子，愚蠢和庸碌在这里绝对不是缺陷，因为这一场恋情，将使得每一个女主角都成为希腊神话中的海伦，她的美引发了战争，而她的美就是战争——其间的反差同样有助于叙事的跌宕起伏……

　　这一类剧情的编排，不必分结局是喜剧或悲剧，可以统称为“倾城之恋”模式。返观近百年的电影史，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爱情史诗，都是在此一模式的羽翼之下向纵深潜行。灾难的场景允许无限变幻，而爱情的面目却必须凝固为风雪中的圣洁雕像，对爱情的歌颂更应该构成大合唱高扬入云的尾音——不如此，爱情便不足以升华为“史诗”。哪怕是刻薄的张爱玲，她在小说《倾城之恋》的结尾故意举重若轻：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白流苏）。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身来，将蚊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可还得感慨一句：

　　“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

　　但作为传奇的制造者，张爱玲对“倾城之恋”的模式颇不屑：

　　“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很明显，张爱玲之不喜，是因为浪漫主义的过分标举削弱了故事的真实度，历史上的大团圆多半战胜不了负心人的覆水难收，所以“倾城之恋”并不总是白流苏与范柳原谈论“死生契阔”的肥皂喜剧，悲剧更能折射残缺之美，更能促观者动情、神伤、怆然泣下。所以，泰坦尼克号必须沉没，而杰克不能与罗丝一同生还；西藏的雪崩必须爆发，陈秋水必须葬身高原，而不能与白发苍苍的王碧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云水谣》）。推进到《面纱》，中国内陆的霍乱必须疯狂肆虐，费恩与吉蒂必须在灾难之中恢复爱的信念，抓住对方渐渐瘦弱的手，而他们终究不能微雨燕双飞，胜利的曙光普照以前，费恩的面容必须被死亡的阴影笼罩，只遗留吉蒂无比悲怆地黄昏人独立。模仿电影中的一句台词：“倾城之恋”是人与命运的恋爱，老天相对公平，给你一小时或一分钟轰轰烈烈的爱情，就得承受半辈子形单影只的孤寂。

　　如果“倾城之恋”注定是一场悲剧的话，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恋人、导演与电影前赴后继？剔除眼球经济的市场需求等原由，能否这样解释：这是一种对宏大叙事的迷恋症？正如诗人纷纷追求鸿篇巨制的史诗创作，恋人们希望，自己的爱情能够壮观起来，撼动山岳，牵系家国，最起码，也得置身于壮观的背景之下：“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尽管是转瞬即逝的誓言，都要拉上日月山河作陪衬，因布景的升华而升华。而在我看来，这样的爱情，无疑是一场精神霍乱，成就一双伴侣，不止是一艘船、一座城镇、一个国家毁于一旦的代价，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已是历史常识，习惯了便不可怕，可怕的是，万骨枯灭，而一将之功仍未成，香港沦陷，而白流苏与范柳原的婚姻生活未必就幸福得花团锦簇。世俗的爱情，经不起如此惨重的拷打和压制，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目光注视之下，逐渐袒露出脆弱而痛楚的本质。

　　不是说“倾城之恋”要不得，而是说，它只能被供奉为梦想，一旦照进现实，就得分辨，哪些是虚浮的影子在轻舞飞扬，哪些才是贴近我们生活的尘埃，落到心肺，导致一阵沉闷的干咳。就如我曾经评论《天龙八部》中的爱情，萧峰是金庸笔下第一等的大豪杰、大丈夫，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他与阿朱的爱情，轰烈程度不弱于上面所列举的那些“倾城之恋”。但最终，我还是否定了他的悲剧抉择：

　　“作为陪衬，《天龙》中的其他两位主角都拥有独立的爱情，而且，他们都落得一个完美的结局。虚竹与西夏公主的冰窖相会，‘酒罢问君三语’，有更多天命的成分；段誉与王语嫣的‘枯井底，污泥处’，却主要源于前者的死皮赖脸、锲而不舍，这一对爱情的成功，涂抹着浓重的喜剧色彩，即是传统中国最受欢迎的‘啼笑因缘’。比较这三个人，萧峰是拔高了精神标尺的英雄，虚竹是降落尘俗的谪天使，他们的人间道，都可遇而不可求，或者不值得追求；惟有懵懂糊涂的段誉，距离我们这些俗人最为切近，近到让我们的身影相重合：枯井污泥，难道不是我们幽暗的生存语境？为谁开，茶花满路，难道不是我们烂漫的青春梦幻？当年都以为‘青衫磊落险峰行’是别样的潇洒，到头来却晓得像两个泥猴子一样相对诉衷情才是此生最好的归宿——只是这一生的任何时刻，谁也不曾放弃对美好的追逐。”

　　最后需要声明，我如是立论，并非在扭曲《面纱》的艺术价值（爱德华•诺顿的演技再次让我大饱眼福）。我很乐意将这部电影推荐给恋爱中的宝贝们，还有《英国病人》、《泰坦尼克号》，当然，如果有兴趣，我更乐意推荐讲述一个小家庭之平凡变故的《克莱默夫妇》，一群都市青年在相爱之中互相伤害的轻喜剧《独自等待》——后者包含着一个爱情史上的受伤者对这个世界更多的“内在的善意”。

　　感谢毛姆，从《刀锋》，到《月亮与六便士》，再到《面纱》，您对人性近乎恶毒的剖析，让我领略了一种伟大的情怀。

　　2007年1月14日于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