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金明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每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起立，庄严肃穆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会奏响。所有的中华儿女无论走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这壮怀激烈的旋律响起，都会禁不住热泪盈眶、热血沸腾！这首歌曲从创作到唱响，已经70多年了，回眸这首歌曲的兴衰历程，无不凝结着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不懈求索……

灾难深重的旧中国　催生《义勇军进行曲》

1931年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序幕，“不作亡国奴”的吼声唤起了全国人民高昂的爱国热忱。一批批知识分子，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剧作家田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田汉，1898年3月12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1916年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在东京加入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发表诗歌和评论。翌年，创作了剧本《咖啡店之一夜》等。1921年，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1922年回国，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1924年，田汉与妻子易漱谕创办《南国半月刊》。此后，他曾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大复大学等校任教。

1929年冬，田汉在从事文艺活动的同时，开始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30年初，他和鲁迅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7个常务委员之一。193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参与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这期间，他创作了话剧《梅雨》、《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回春之曲》等大量作品。同时，又和夏衍、阳翰笙等打入电影阵地，为“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写了《三个摩登的女性》等作品。

1933年底开始，新兴电影和左翼电影力量受到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左翼电影人迫切想找到一块新的电影阵地。1934年，由夏衍等5人组成的地下电影小组，策动司徒慧敏堂兄的电通电影器材制造公司改组为电通影业公司，确立了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电通”成为第一家完全由左翼电影人主持的有声电影制片公司。“电通”凭借自己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一炮打响。《桃李劫》是国产录音机录制的第一部全部有声片，片中的《毕业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时成为流行歌曲。

《桃李劫》上映后，“电通”觉得田汉写的剧本效果很好，1934年底，约田汉再写一个剧本。田汉很快就写出电影故事的梗概，当时的名字叫《凤凰涅槃图》。

在构思剧中人物梁质甫在抗敌战场牺牲时，田汉悲愤交加，头脑中迸发出电影主题歌的主要内容，他撕下一张纸，写下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等歌词内容。

在“电通”的催促下，田汉很快将剧本故事梗概交给夏衍和“电通”老板。他们都认为可以，让田汉把梗概写成剧本。田汉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创作之中。

因为领导左翼戏剧运动，田汉成为国民党政府通缉的目标。1935年2月初，田汉将刚写完的电影剧本交给夏衍，并附上该剧的主题歌《万里长城》的第一段。没过多久，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文委被破坏，田汉与阳翰笙等被捕入狱。据夏衍后来回忆，这个主题歌词是附在“电通”公司的一摞稿纸的最后一页，夏衍他们拿到以后，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后面的几页纸被茶水弄湿了，此后，他们再一点一点誊出来的，最后就由夏衍把整个的这个剧本的基本故事修改，电影剧本定名为《风云儿女》。主题歌起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田汉被捕在文艺界引起极大震惊和愤慨。聂耳听到田汉被捕的消息后极其愤怒。聂耳是天才的音乐家和革命者，1932年11月，聂耳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1933年，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人虽然相差14岁，却成了革命旗帜下的挚友。1933年，聂耳锋芒初露，创作了《开矿歌》、《卖报歌》等作品，令人耳目一新。1934年是他的丰收年，创作了《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新女性》、《码头工人歌》、《前进歌》等作品，引起了音乐界的关注。

当时，夏衍正和地下党一边组织营救田汉，一边修改剧本。激愤的聂耳去找夏衍打听消息。夏衍告诉聂耳正在“想办法”营救田汉。他还说：“田汉的剧本我正在修改，电影的主题歌也写好了。”聂耳说：“田汉的主题曲，我来谱曲！”他连说两遍。夏衍就把歌词交给了他。

聂耳拿着歌词回到住处，看过田汉写就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当他读到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时，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呻吟、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爱国激情从心中油然而生，很快就完成了曲谱初稿。后来，为躲避国民党政府追捕，他乘船去了日本。在日本期间，他完成了曲谱修改定稿，然后寄回了上海。这首表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誓死捍卫祖国尊严、充满团结御敌气概的革命战歌就这样诞生了。这是聂耳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使文艺界受到振奋，并立即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歌曲最早从上海的全国救亡协会发起的“大众歌咏运动会”开始流传。这首歌词中，没有明确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者”之类的文字，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签了《淞沪停战协定》，怕引起麻烦，禁止在一切歌曲宣传作品中出现抗日的字样。这首歌虽然没有直接写打倒日本、抗战之类的字眼，但是它把中国人愤慨的心情写出来了。

据当时在上海的爱泼斯坦后来回忆：他第一次听到《义勇军进行曲》，觉得有点新奇，认为除了苦力的无词号子和用假嗓子唱的古老京戏外，中国人一般不唱歌。但是他在街上听到了粗犷的、激昂的、强劲有力的中国新式歌声。他听了一次就记住了。

同时，《电通画报》推出了《风云儿女》特辑（第2期），全文刊出了田汉撰写的长达近两万字的《风云儿女》文学故事。特辑以通栏标题将《义勇军进行曲》刊登在封面上。

后来，田汉与阳翰笙经党组织营救，被保释出狱，但直到七七事变后，他才彻底恢复自由，继续在党的领导下负责艺术宣传工作。

随着全民抗战的兴起，国民党很多军校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军歌，云南滇军的第六十四军在台儿庄打了胜仗，就唱起“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马来西亚和印度当时游击队的广播电台也把它作为开始曲。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提出：在联合国胜利之日大演奏中，选定《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国的代表音乐。

新中国建立时被定为国歌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以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和茅盾为副组长的筹备会议第六小组负责拟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参加工作的成员有郭沫若、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等10余名著名人士。

7月4日，叶剑英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推选郭沫若、田汉、茅盾、钱三强、欧阳予倩5人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8月5日，第六小组第二次会议决定，聘请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4位音乐专业人士为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顾问。由郭沫若等人起草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经毛泽东、周恩来修改审批后，分送《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8天。国内各报和香港及海外华侨报纸也纷纷转载。这样大规模地在报纸上征集国旗、国徽、国歌，在中外历史上是少见的。征稿启事发出后，在中华大地和海外华夏儿女中引起强烈反响，应征稿件如雪片一样纷至沓来。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设立由55人组成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为召集人。截至当日，第六小组共收到应征国歌632首，歌词694件。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在座谈会上，马叙伦等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徐悲鸿、郭沫若等许多委员表示赞成。因原歌词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的词句，郭沫若、田汉等建议将歌词修改一下，郭沫若并拟就了三段。但是，张奚若、梁思成认为这首歌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作修改，并举法国的《马赛曲》为例。黄炎培也赞成不修改歌词。刚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传播情况后，认为《义勇军进行曲》获得了国内外人民一致颂扬，在国际上有它的影响，应采用作国歌。毛泽东和周恩来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思想，认为新中国要达到真正安定、安全，还需要与内外敌人及各种艰难困苦做斗争。周恩来说：“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毛泽东也赞同和支持歌词不改。经过讨论，除国徽一项继续由原小组设计外，其它各项议题均获一致意见。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就国歌一致通过了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毛泽东按动升旗电钮，伴随五星红旗冉冉上升，《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国旗、国歌和年号的“新华社信箱”中，对将《义勇军进行曲》采用为国歌作了如下解释：“《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长期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

“四条汉子”冤案使国歌停唱

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本身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特别是有了毛泽东的评价“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后，影响更大更深远。鲁迅的话，在“文革”中成了经典。鲁迅关于“四条汉子”的文字，在“文革”中被广泛引用。“四条汉子”就是田汉、阳翰笙、周扬、夏衍。“文革”中，“四条汉子”不是被整死，就是整残。田汉被打成“黑帮分子”遭到监禁、直至迫害致死，致使国歌10多年不能使用。

鲁迅为什么提出“四条汉子”？首先是对田汉、周扬不满。20世纪30年代初，鲁迅与“四条汉子”同为左翼文艺阵线的领导者。在当时白色恐怖下，环境恶劣，联系不便，再加种种小道消息的传播和恶意谣言的挑拨，容易产生误会，而一旦产生误会又极不易消除。当时田汉、周扬等“左联”领导人都很年轻，缺乏一定的斗争经验，对鲁迅不够尊重。鲁迅看问题比他们深刻，他们反而不以为然，因而给鲁迅以“好唱高调、善搞宗派”的印象。

鲁迅对田汉和周扬等人不满，是由一系列小事积累而成的。

当时“左联”有一份内部刊物《文学生活》，每期都要寄给鲁迅、茅盾等“左联”领导人。后来其中有一期未寄，鲁迅听说后托人找来这期刊物，发现这一期内容是总结1934年工作的，其中对“左联”工作中的缺点提得比较尖锐。鲁迅吃惊的是，总结“左联”全年工作的报告这样一件大事，他竟然一点都不知道。难怪茅盾对此也忿忿不平：“‘左联’一年工作的报告，却事先不同‘左联’的‘盟主’鲁迅商量，甚至连一个招呼也没有打（当然，也没有同我商量），这就太不尊重鲁迅了。即使是党内的工作总结，也应该向党外人士的鲁迅请教，听取他的意见，因为‘左联’毕竟还是个群众团体。”

1936年，随着鲁迅与“左联”领导人周扬、夏衍、田汉等人的裂隙加深，特别是在“左联”解散问题上，以及关于“两个口号”的公开论争中，这种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公开化。而又因为“左联”最后一任行政书记徐懋庸的一封公开信，最终导致鲁迅对“左联”领导人的不满和失望。这种不满和失望，他在答徐懋庸的公开信中充分地表露出来，其中特别提到了一年多前他与田汉、周扬、夏衍、阳翰笙在内山书店的那次见面。鲁迅显然是带着很大的反感来描述的：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即夏衍，作者注）约我谈话了，到达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即周扬，作者注），还有另外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以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

这便是影响深广，特别是“文革”期间使用频率极高的“四条汉子”的典故所在。关于“四条汉子”，特别值得说明的是，这是鲁迅语言风格的一种表现，是一种调侃，是一种幽默，也是一种嘲讽，是鲁迅心有不满的一种发泄形式。但在“文革”期间，“四人帮”以鲁迅批评“四条汉子”的文字为由头，无限上纲，对“四条汉子”进行政治迫害。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田汉就被打为黑帮头子。自然，他作词的歌都不能唱了，国歌也只在接待外宾时演奏曲子。后来，连曲子也不放了。电台、电视台大放特放《东方红》，在十年浩劫中《东方红》实际成为了“代国歌”。江青多次阴谋修改国歌，但参与者都无心无力。

1967年初，一个由军人控制的“田汉专案组”成立。在漫长的、与世隔绝的日子里，田汉唯一的生活内容就是接受专案人员的审讯和逼供。当专案人员逼他承认那些捏造的罪名时，他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头说来”，详细叙述当时的事实。由于叙述之详细，且多有细节的描写和形容，也如同小说一般，以致专案组中的善良人也为之感动，觉得他确实是一个老实人，而且是一位善于形象思维的艺术家。在那段漫长难熬的日子里，田汉这位年逾70的老人，能见到外面世界的机会是他被拉出去批斗之时。一次，批斗会在故宫举行，田汉被押上当年供慈禧太后看戏的戏台上，接受造反派粗野的围攻和辱骂。那次批斗让田汉羞辱难言、感慨万千！他自问：“我一辈子搞戏，视戏剧艺术为生命之一部分，如今竟在戏台上受辱！”“我的戏剧生命是1920年在东京‘有乐座’舞台上开始的，难道在1967年就结束在这故宫的戏台上吗！?”在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中，田汉病倒了，糖尿病、肾病、心脏病一起爆发，他被送进北京301医院，没有人知道这个老人是田汉，医护人员只知道这是一个“要犯”，日夜有卫戍区战士看守，不时地有人来审问、逼供。

1968年12月10日，在监狱般的301医院病房内，田汉带着无限的遗憾和悔恨去世了！一件大衣，一副眼镜和其它几件衣物摆在病房里，没有人来取。死亡证上的名字是“李伍”。他死时，没有亲人和朋友来与他告别，然而鬼使神差一般，当田汉离开人间之时，大街上的高音广播里正响着一首人们十分熟悉的歌：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这正是1934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当年大街上播出这首歌，大概是为了鼓励那些狂热的红卫兵和青年学生，沿着他们的极“左”路线去继续革命。但不管怎么说，国歌虽然停唱了，但《毕业歌》在为田汉送行。

国歌的修改和恢复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外事活动的增加，使用国歌的地方逐渐增多。由于来不及对“文革”的错误进行全面清理，有些人以“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为理由，提议重写国歌歌词。1978年初，重写国歌的任务分配到各省、军级单位，由各单位分头去创作。

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成立了国歌征集小组，由一位作曲家配词，提交大会讨论，最后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新的国歌歌词。国歌歌词中有“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奔向共产主义明天”等内容，国歌的作者被注明为“聂耳曲，集体填词”。

此后，对新的国歌歌词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新歌词气势雄伟，高度概括，政治性强，有鼓舞人心的内容。同时，也有许多人认为，新歌词的内容、文字韵律都推敲不够，从文字上看歌词太平，缺乏激情，缺乏形象性，只是把几个口号凑在一起。从韵律上看，新歌词平仄、音韵都不如原歌词，有拼凑的感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纠正了“文革”造成的大量的冤假错案。田汉的冤案也得到昭雪平反。

1980年到1982年，宪法修改委员会收到了各个方面提出的大量意见，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体现了居安思危的思想，激励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多年来已经深入人心，建议废除1978年通过的国歌歌词，恢复1949年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的《义勇军进行曲》。经反复研究，宪法修改委员会一致同意将1949年决定的《义勇军进行曲》恢复为国歌。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庄严通过现行宪法的同时，通过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撤销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78年3月5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定。

2003年4月和8月，中共中央两次向全国发出通知，征求对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意见。安徽、山东、海南、江苏、陕西等省市及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同志都提出：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建议在宪法中作出明确规定。党中央采纳了将国歌写进宪法的建议，在2003年10月举行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写进宪法。经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审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赋予国歌以宪法地位。

对于中国人来说，将产生于乱世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最能唤起人民内心的强烈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