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见过蟑螂吧？那些躲在黑暗角落里的肮脏生物，总是在晚间出来大摇大摆，只要灯”啪“地一响，一只只蟑螂就四下逃窜，躲得无影无踪。我们就是蟑螂，哈哈哈……”

这段话出现在韩国电影《寄生虫》里，说话的是一家四口中的妈妈。

彼时她们一家人正躺在大富豪朴社长的超级别墅里，横七竖八，胡吃海塞，桌上杯盘狼藉。

这是她们短暂的高光享乐时刻，其命运即将随着雨夜敲门声的响起而急转直下。

《寄生虫》是近期韩国的大热影片，口碑炸裂，观众叫好又叫座。

今年五月份，该片就获得了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大奖，这是韩国影片第一次获得该奖项。

影片上映不到三周，韩国的观看人次就突破了八百万，同时票房成绩连续十多天夺得了单日冠军。它在韩国到底有多火呢，相当于平均每6个韩国人中就有1人在影院看过此片。

除了韩国，《寄生虫》在海外市场同样受到热烈的追捧，在法国，它创造了票房最好的亚洲电影记录；在香港，它成为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金棕榈电影。

《寄生虫》诞生在韩国社会贫富悬殊日渐扩大，贫苦人口激增的的背景之下，据世界经合组织2018年数据，韩国贫困人口总数占比达13.8%，65岁以上的韩国人贫困率达到45.7%。

不断攀升的贫困率，来自底层的无力和悲伤，是导演创作的初衷。

《寄生虫》的成功离不开韩国良好的电影工业生长土壤的滋养，其电影创作环境相对我国更加宽松和自由，早在90年代就取消了审查制度，电影分级制的设立可以让导演更大胆地挖掘剧情深度。

同时，韩国人民的观影热情也普遍高于世界其他国家，这从韩国每年人均观影人次可以看出。

据统计，韩国每年每人平均看4次电影，美国人看3.8次，而中国人看1次。

该影片讲述了当今韩国社会贫富阶层相互共生，而最终矛盾激发，共生平衡被打破的故事。

中年失业男人金泽基和老婆、儿女住在某贫民窟的半地下室里，一家四口靠叠披萨盒子艰难为生。

就在日子快要穷途末路，连叠披萨盒这样的工作也可能会丢失的时候，儿子金基宇的朋友敏赫来访，把自己的一份家教转介绍给基宇。

只有高中学历的基宇刷了些手段顺利拿到了这份工作，他通过伪造文书以及装模做样地虚张声势成功骗取了那个有钱的朴夫人的信任，开始了给朴家女儿朴多惠补习英文的工作。

这份高薪工作得来如此容易让金基宇的欲望更加膨胀，后来他又成功地把自己的妹妹基婷包装成了海外归来的艺术家，让妹妹也进驻到朴家，当上了朴家小儿子的美术老师。

就这样，金家爸爸和妈妈也在儿女的配合和包装下挤走了原来的司机、女佣，顺利就职于朴家。

某天，富豪朴家所有人都外出了，金家四口人聚集在豪宅里吃喝享乐，突然朴家被赶走的女佣去而复返，他们发现了女佣的一个惊天秘密。

如此同时，金家四口人的身份伪装也被女佣识破。一场i底层人民间的对峙和斗争就此展开。

一.寄生的世界同样有斗争和竞争，谁才是真正的虫？《寄生虫》这部电影的片名充满了隐喻意味，导演奉俊昊他在采访中揭示，“寄生”不同于“相生”和“共生“，这种把人比作虫的隐喻听起来充满了指责，并且毫无尊重可言。

而他要讲述的就是这样一种急转直下的境遇危机中人们的故事。

奉俊昊似乎很偏爱这种隐喻下的不适带来的心理冲击，他的另一部电影《杀人回忆》同样是从片名开始就给人一种不适感。

《寄生虫》从明线上看，是穷人金泽基一家寄生在富人朴家，他们拿着高额的薪水，披着伪装的身份外衣，在富人家里轻车熟路地游走，并且洋洋得意。

那一刻连他们自己都迷失了，自以为已经脱离了腐烂臭的地下室，脱离了社会激烈的工作竞争，终于凭借小聪明来到了地面，可以做个上层人

然而，当被解雇的女佣出现，要来揭发他们的伪装并抢夺本属于自己的地盘时，金家一众人才发现在寄生的世界里他们不是唯一，金家幽深的地下室里还隐藏着女佣的老公，而他的寄生已经长达4年之久。

寄生的世界里一样有竞争，并且这种竞争可能比社会上更残酷，需要付出流血的代价，需要豁出命来博取。金家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种博取，那种努力的姿态和虫类抢夺食物并无二致。

这种努力和影片一开始展现的金家样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影片的开端，金家四口人挤在低矮的半地下室里，蹭wifi，睡大觉，一副混吃等死的懒惰模样。

还没有找到宿主的金家像鱼儿失去了水，像绦虫离开了猪肉一样萎靡。他们把自己的失败归结于残酷的社会环境，逆来顺受，苟且偷生。

片中还有一条暗线——富人的寄生，富人依靠穷人的劳动来维持日常生活的基本运作，衣食住行全都需要下人动手操持，就像片中朴社长说的，离开女佣后，衣服不出几天就会臭掉，家里就会乱掉。

富人阶层本可以自己动手的东西却要依靠穷人来完成，如果说寄生是贫困的底层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最好的选择，那么寄生之于富人就是一种主动的依附。

这么说来，似乎富人阶层更像是彻头彻尾的”寄生虫“。

二.镜头里的隐喻和对比，贫富阶层差异到底有多大？一部优秀的作品离不开同样优秀的镜头语言，《寄生虫》中有许多优秀镜头对烘托主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影片的开场，镜头对准了刚好和地面齐平的小窗，前景是悬挂晾晒的袜子，远景是贫民窟形色的路人，窗户哑亮，窗框外的世界一片黝黑，形成黑白鲜明对比。

这个镜头长达25秒，漫长而压抑。

接着镜头从上往下摇，窗子底下，低于地平线的屋子里，金家的生活徐徐展开。这个镜头的视角像极了地底的虫子，隐喻着金家人的贫瘠和自尊缺失。

这种隐喻随处可见，除了影片的开场，电影里还多次出现具有象征意义的楼梯镜头。

穷人回家时，走在谜一样看不到底的楼梯上，不断地向下向下再向下。而富豪朴家的房子在向上攀爬的坡上，进了户门，还要向上走几级台阶才能到达庭院。

空间维度跨度之大让人想起科幻片《逆世界》，在那个互不干涉的双生平行世界里，富人住在上层，穷人活在下层，他们之间没有情感交流，只有贸易压榨。

导演奉俊昊在采访中说，他对空间很执着，好的空间镜头能赋予影片情绪和意义。《寄生虫》的拍摄中，他就参考和借鉴了影片《男人的争斗》、《仆人》中出现的楼梯意象。

楼梯的上与下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对比，除了金家和朴家的对比在楼梯中外化，女佣一家和朴家的对立也是借助楼梯来完成。

要抵达女佣老公寄居的地下室，需要经过好几段陡峭的楼梯，它从储物室一路向下，无数的转角，黑暗幽深，回声激荡，配以腐绿色的基调，使人仿佛置身《电锯惊魂》的恐怖现场。

除了空间镜头的对比，该片中还多次出现明亮和黑暗的光线对比。

如富人朴家通往储物室的门永远是一片死寂的黑色，而门周边陈列着精美的工艺品，在探射灯的映照下金光灿灿。

那道门多次出现在镜头里，死寂的表象下是地底蛰伏的寄生人类蠕动的身姿。

上与下，光明与黑暗，奉俊昊导演用镜头把穷人和富人的生活隔绝开来，那长长的阶梯就是他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阶级关卡；而那黑暗则象征着穷人歇斯底里的绝望与悲伤。

三.比肩同类型优秀影片，题材是击中人类情感痛点的关键吗？贫富问题是一直以来无数电影人关心的大问题，在2018年，韩国导演李沧东也发掘过这个主题，他的《燃烧》在戛纳同样激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两部电影的切入点并不相同。

如果说《寄生虫》从家庭、亲情角度展开，阐述了两个穷人家庭围绕一个富人家庭竞相寄生的故事，那么《燃烧》就是两个不同阶级地位的男人围绕一个女人打转的情爱悬疑故事。

《寄生虫》用虫来暗喻绝境中求生的人类，以悲剧收场，结尾蕴含微弱的希望之光。

而《燃烧》用女孩的舞蹈来隐喻底层小人物对平等的向往，结局同样悲惨，不过更开放，未解之迷一直贯穿始终，同时还伴随着深深的无力和悲伤。

《燃烧》和《寄生虫》一样充满了隐喻和象征，一样贫富悬殊问题击中了人类情感的G点。

关于贫富题材的电影还有去年斩获戛纳金棕榈奖的《小偷家族》，《小偷家族》用很大的篇幅了展现了因为贫穷聚集到一起相互取暖的一家人，成员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们之间的温情和爱胜似血缘的羁绊。

这部影片除了探讨贫富问题外，对家庭意义的探寻更深入人心。

《寄生虫》里也有关于家庭亲情的展现，但是相对于《小偷家族》来说就很平淡。

《寄生虫》里家庭成员的命运休戚相关，一人得道，全家升天；一人落难，大家都被拉下马。成员们把家庭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在家庭外的世界里狡黠而自私。

而《小偷家族》因为血缘的无关联，使得成员之间弥漫着一种更加无私、广博的大爱精神，也更温情和柔软。

《小偷家族》和《寄生虫》都是从家庭角度切入，内核却并不相同，贫富问题对于《小偷家族》来说不是主要诉求，更像是一种社会背景，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这种背景中窥见一斑。

《寄生虫》是一部同时兼具艺术性和商业性的成功大片，本片在饱含人文关怀的同时，融合了各种类型片的技巧，表达了金钱背后韩国社会突出的阶层矛盾和政治问题。

该片不仅是题材的胜利，是导演的胜利，更是整个电影工业的胜利。